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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精通音樂的夔的一段對話中，舜提出自己的音樂思想：“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這段話既是闡述音樂思想，更與儒家提倡的修身之道相吻合。與此類似的表達，見于《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論樂之語，二者都是就音樂而闡發議論，但其重點又不僅限于音樂本身，而是放在音樂的效用之上，即音樂的教化作用上。《禮記·樂記》云：“禮樂之說，管乎人情。”又云：“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于中而發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于樂。”《荀子·樂論》亦云：“夫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賢王謹為之文。樂中平則民和而不流，樂肅莊則民齊而不亂。”可見音樂與人的品格修養、社會秩序之間，是可以互相轉換的。
轉換的原則則是中和之德，前引《堯典》之文正是如此。藝術上的中和之美，與政治上的中庸之道又密不可分。《尚書·洪范》云：“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體現的是政治上的中和。孔子所說的“《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關注的則是藝術、道德修養上的中庸之道。《中庸》更是把中庸之道與中和之美直接統一起來：“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而此類觀念，在《堯典》全篇中屢次出現，前引“允恭克讓”“協和萬邦”“于變時雍”“惟刑之恤”等莫不如此，甚至有學者認為《堯典》全篇即是“以中和之美的語詞為中心形成天下為公的美政理念”。結合《堯典》文本的形成時代，我們似乎可以說作為堯文化核心理念的集中體現，《堯典》所反映的種種思想，如中和、孝道、選賢舉能、寬愛禮讓、德政、恤刑、樂教，正是春秋至戰國時期儒家文化的生動體現。或者說，正是因為這些品質，堯舜才能成為儒家文化構成過程中的重要開端，成為周公、孔子以來儒家禮樂文明時時追溯的源頭活水、理想王國。

三 堯舜形象在先秦儒家禮樂體系構建中的確定

天命雖靡常，民情卻可見，因此執政者要“無于水鑒，當于民鑒”，以民意為指導，因為即便是上天也需借助民意才能有所體現，此所謂“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因此，可以說，在周人看來，民較之于天命更為重要，也更為切實。對于國君而言，施政之時就要以“保民”為準繩，“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使人民安居樂業，生活優裕，周家才能“受天永命”，“子子孫孫永保民”。
敬天、保民之外，還需要明德、敬德，由此發展出周人的德治思想，甚至可以說，儒家的孝道、禮治乃至仁治思想都發源于周初的德治思想。“德”字在《周書》以及兩周銅器銘文中出現極為頻繁，在甲骨文中則寫作“徝”，表示“行有所獲”，其意義與“財產”、“利益”密切相關。但在金文中，其字形較前卻多了一個“心”字，意思遂迥然不同。《說文解字》云：“德，外得于人，內得于己也。從直心。”段玉裁注云：“內得于己，謂身心所自得也；外得于人，謂惠澤使人得之也。”都是側重人心之“內”，而最初因物質利益而延伸出來的恩惠之義反而退居其次，這樣的解釋與周初形勢以及周公的作為正相符合。郭沫若據此進而解釋德與禮的關系，他認為周初金文中“德”字從“心”，意思就是把心思放端正，這與后來《大學》上所說的“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是一脈相承的。但從《周書》和周彝看來，德字不僅包含主觀方面的修養，如“敬”，如“無逸”；同時連客觀方面的規范，即后人所謂的“禮”也都包含在內。“禮”字后起，不見于周初彝銘，應該是由德的客觀方面的節文所蛻化下來的，古代有德者的一切正當的行為方式匯集下來便成為后代的禮。綜合主觀與客觀兩方面的因素，后世儒家所說的正心修身乃至治國平天下，莫不包含于周人之“德”中，而發明這般新思想的正是周公。春秋之后，曾經無所不包的“德”逐漸分化出禮、樂、誠、信、 忠、義、敬等諸多概念，構筑出傳統中國特有的倫理體系。而且由于禮的范圍日漸擴大，以至于上至國家政刑、社會制度，下至民間風俗、思想觀念，無所不包，與周初之“德”范圍正相對應，名稱卻逐漸移替，“以禮代德”也就水到渠成。
孔子的時代，正處于這個轉化過程之中，同時，那又是一個禮壞樂崩的時代，功利思潮泛起，士人階層活躍，急功近利，追求當世功名，曾經的禮樂制度日趨瓦解，但是以往隱而不彰的禮學思想卻在儒家的推崇下日漸明朗。
至晚從漢魏以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就經常連稱，儼然成為一個古代圣君的完美系列，代表了儒家追求的政治理想。漢儒揚雄云：“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到了唐代，韓愈明確提出“道統說”，建立起一個儒家普遍認可的圣賢譜系，這些圣君連稱的現象就更為普遍。到了宋代理學興起之時，自堯舜至孔孟的道德譜系已經完成，成為當時知識界的共識。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說：
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圣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于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幾也。
將“允執厥中”的中庸之道作為堯舜以來的圣門心法，從而使儒家歷代相承的道統更為明確，堯、舜形象雖然與其他圣賢有“同質化”的嫌疑，但卻“反映了中國文化基本形態強化并定型的時代需要”，使這些失去特性的圣賢成為全體人民的理想人格，從而提供了傳統社會需要的穩定感和道德向心力。(山西師范大學 張煥君) 

 (未完待續)

  【責任編輯： 邱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