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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儒家禮學體系構(gòu)建的春秋戰(zhàn)國時期，可以看到，在周公樹立了道德傳統(tǒng)之后，孔子再次加以推進，建立了仁禮學說，隨后又延伸出對忠、賢、孝、中等概念的探討。與此相對應(yīng)，在堯舜形象的塑造過程中，這些概念也成為關(guān)鍵詞。《論語》中多次提到堯舜，皆贊揚之詞，對堯的評價最高，《泰伯》云：“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堯的功業(yè)，既在治國安邦上，更表現(xiàn)在禮樂法度等“文章”的制定推廣上。在重視禮樂建設(shè)的孔子看來，這一點尤為重要。具體而言，則是《堯曰》中堯舜傳授心法時強調(diào)的“允執(zhí)其中”，而提倡中正剛健的中庸之道正是先秦儒家由“小人儒”蛻變?yōu)椤熬尤濉钡母舅凇Ｋ吹墓儯诳鬃涌磥恚饕菍虻睦^承與發(fā)展，無論是《衛(wèi)靈公》中的“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還是《八佾》中孔子評價《韶》樂的“盡美矣，又盡善也”，都是此意。君子立身處世，如果不僅能“修己以敬”，而且能“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能夠“博施于民而能濟眾”，就可以實現(xiàn)堯舜所追求的理想。在這里，堯舜成為修身、治國的標桿，被孔子納入到儒家禮樂體系之中。
在孔門后學撰述的《大學》、《中庸》中，這一思路得以延續(xù)。《大學》云：“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將堯舜與桀紂對比，闡述孔子提出的仁道與恕道，堯舜成為孔子思想的注腳。
《中庸》亦然，在稱贊舜時，說道：“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zhí)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與前引《堯典》相似，都是對孔子中庸、中和思想的回應(yīng)。
孟子對堯舜的稱引最多，或者用來為他的仁政思想鋪墊，《離婁上》所謂“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盡心上》所謂“堯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務(wù)也；堯舜之仁不遍愛人，急親賢也”，皆是此類。或者用來鼓吹他的性善說，《盡心上》云：“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盡心下》又云：“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都是說堯舜天性渾成，不假修為，自然為善。用于君臣之道，則如《離婁上》所云：“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堯舜如同衡量君臣關(guān)系的規(guī)矩，其所以成圣仍在于天性之善。《告子下》中，在回答曹交“人皆可以為堯舜”的問題時，孟子認為“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堯舜之道并非高不可攀，一般人不過是自用而不知罷了。在《孟子》全書結(jié)束的《盡心下》篇的最后一章，孟子列出了從堯舜、湯、文王直到孔子的傳承序列，表明圣賢道統(tǒng)，如薪火相傳，不絕如縷，完整如環(huán)。其中提到的“五百有余歲”而有圣人出，更是被后代理學家相繼承，成為儒家道統(tǒng)傳承的固定說法，影響深遠。
與孔子在血緣親親之外推崇尊賢相類似，孟子在提到堯舜時，對其尊賢事跡也反復詠嘆。《萬章下》云：“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又云：“堯之于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yǎng)舜于畎畝之中，后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這樣的論述，與當時關(guān)于堯舜禪讓的傳說密切相關(guān)，孟子對此十分贊同，認為這是選賢舉能的重要標志。而《禮記·禮運》所描述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yǎng)”，正是對堯舜禪讓時期理想社會的想象式描繪，但卻成為后來中國有志于改革現(xiàn)狀的仁人志士的奮斗目標，其影響之大不言而喻。
儒家禮樂文明的形成并非朝夕之功，周公制禮作樂，將天命的轉(zhuǎn)移寄托于民心的維持之上，而民心的得失則在于統(tǒng)治者是否有“德”，因此主張統(tǒng)治者必須明德、敬德，從而使中國擺脫神性的統(tǒng)治，確立了德政的傳統(tǒng)。孔子一生敬仰周公，在對其思想中德、禮、樂等成分繼承的同時，又開辟出仁、禮結(jié)合的新境界，在親親、尊尊之外，推出賢賢的主張，進一步打破身份、階級的天然限制，有教無類，一視同仁，突出人的主體地位，實現(xiàn)了人類精神的重大突破。但孔子生于禮壞樂崩的時代，傳統(tǒng)的等級與信仰逐次崩壞，功利思想、逐利本能，成為一時風尚，失去傳統(tǒng)精神資源的支持，而又想建立新的學術(shù)體系，必須在歷史上、邏輯上尋找新的依靠。于是，曾經(jīng)活動于晉南汾河流域的堯文化以及歷代相傳的堯舜故事，被重新發(fā)掘，再作解釋，安排在儒家禮樂思想體系之中，成為中庸、德政、尊賢、仁政、禮讓、樂教、恤刑等重要概念的歷史證明。既然古已有之，自當遵照奉行。儒家后學對此思路繼續(xù)發(fā)揚光大，最終形成一條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的道統(tǒng)主線，對傳統(tǒng)中國產(chǎn)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山西師范大學 張煥君)

  【責任編輯： 邱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