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時期，禮的基本功能就是區別等級，重視名分。孔子在此基礎上，又將禮與義、敬、忠等觀念相聯系，認為義是禮的根本，而禮則為實現義的形式，并提出“執事敬”“修己以敬”“行篤敬”，把禮中所含的敬的精神普及于一般生活行為之上，從而使禮的應用范圍和適用對象擴展到一般人，由此使禮的性質得以改變，具備了“由封建性格向一般的人生規范發展的性格”，不僅能“貴其身”，而且“能及人”，從而使禮成為人之為人的必要前提，并使人格尊嚴得以完成。
不僅如此，孔子又提出：“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有了愛敬之心，無論在家在國，都能循名守禮，從而使本意在于區別的禮得以具有溝通的功能，不同地位的人只要處于同一個禮儀場景中，都能形成一個和諧共存的局面。因此可以說，孔子的禮學說的核心理論內容就是“在差別中求和諧，在和諧中存差別”。如果說，禮的區別功能是西周以來的傳統看法的話，孔子則在“別”的基礎上提出“和”的理論，肯定差別的目的正在于提倡其間的和諧，這也是孔子禮學說的精髓所在。為此，孔子提出了具有創造性的“仁”學說。
《論語》中關于“仁”的論述不少，最根本的一條就是孔子在回答樊遲時說的“愛人”，此后孟子又將其進一步抽象化，說“仁也者人也”，《中庸》也說“仁者人也”，仁的前提，就是承認對方和自己一樣都是人，同為一類，所以“愛”才有可能。在這樣的類別之中，沒有同族異族的區分，也沒有高低貴賤的差別，凡是人皆有人格，皆須尊重。正是出于這樣的態度，孔子才會詛咒那些“始作俑者”，認定他們會“無后”，斷子絕孫。同樣，他主張禮是“自卑而尊人”的，即便身份卑低如“負販者”，也“必有尊也”，能夠學習、遵守禮儀法度，與富貴者并無不同。所以《雍也》云：“子貢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堯舜其猶病諸？”這里的民、眾既不單單是貴族，也不是什么被統治者，而應該是無所限制的所有人。能夠造福于所有人，就可以達到仁的最高境界，成為堯舜一樣的圣人。可以說，仁的觀念的建立，在孔子而言是確立了其思想的核心，足以統攝一切；就其所處時代而言，則標志著中國古代人類精神的正式覺醒，中國從此進入富有創造性的軸心時代。
“愛人”是“仁”的前提，推己及人則是“仁”的實現途徑。《顏淵》云：“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雍也》又回答子貢之問，云：“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前后兩次回答，一正一反，指出實現仁的途徑就是從自己出發，推己及人，自己喜好的要推廣到別人，反之，自己厭惡的，也不要強迫別人接受。那么，如何推己及人呢？《學而》記載有若之語：“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泰伯》亦云：“君子篤于親，則民興于仁。”與自己血緣、親情最接近的是父母兄弟，如果能對他們做到孝弟，就可以進一步推到君臣上下之間而不會犯上作亂。這樣一來，由己及人，由近而遠，由孝而忠，由父子而君臣，步步外推，應用的范圍也隨之增大，但其核心，仍在于建立在血緣親情的孝弟之上，所以說，孝弟是仁的根本。
在推及的同時，還要對別人心懷尊重，不失禮度，所作所為如同在重大禮儀場合一樣認真嚴肅，絕無茍且。就此而言，仁也同樣離不開禮。《顏淵》云：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只要能夠做到約束自己的欲望，不放縱，遵循禮度，就可以達到仁的境界，可見禮是仁的基礎，仁非禮不立。同樣，在推己及人的過程中，孔子并沒有抹殺遠近親疏的差別，而是據此認為愛有等差，這與墨子主張的人類之愛無差別的兼愛不同，但更加高明而實用。此后孟子又加以發揮，云：“君子之于物也，愛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親、仁、愛分別對應親、民、物三種對象，形成三種不同深度的情感：親的對象是父母兄弟等血緣之親，仁的對象則擴大為所有人，不分高低貴賤，愛的對象是人類之外的物。通過禮固有的區別與層次，本質上本無差別的仁，得以充分表現出來。就此而言，孔子的仁是有等差的博愛，與其說有不同層次的禮是隔絕人際的鴻溝，不如說強調“愛人”的仁是連接禮的不同層次之間的橋梁。
在孔子思想中，與仁、禮相關的一個重要概念是“義”，《中庸》云：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禮的產生有兩條途徑，一條是基于血緣關系并能推己及人的仁，另一條則是并無血緣關系但以品行才能劃分等級的義，或謂之“賢”。在孔子之前，文獻中很少出現“賢”字，賢的觀念也不是十分重要，而且所謂的選賢舉能也大多只發生在貴族內部，很少有不同等級之間的流動。直到孔子之時，等級之間的界限才被打破，孔子主張“舉直錯諸枉，則民服”，提倡“舉賢才”，“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并通過“有教無類”的親身實踐，開辟出一條前所未有的新路。到了戰國時代，士人階層已經登上政治舞臺的中心，愈益成為中國社會的主干，“尊賢”思想更加普遍地為社會接受。孟子云：“尊賢使能，俊杰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愿立于其朝矣。”荀子更進一步：“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也，不能屬于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積文學，正身行，能屬于禮義，則歸之卿相大夫。”以“學而優則仕”取代“血而優則仕”，文學品行成為士人的晉身之階，這樣的主張既與當時社會相適應，也被后世所接受，并對中國社會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究其源頭，既在于孔子身體力行的實踐，致力于打破貴族文化專制，努力使學術平民化，培養了一大批優秀人才，同時也與孔子的禮學思想密切相關。在繼承周禮的基礎上，孔子又加入了他對自己所處時代的思考，將禮的產生歸結為由“親親之殺”的仁與“尊賢之等”的義合力而成，前者強調血緣上的差別，后者則強調才能德行的等差；前者為先天具備，后者則是通過教育后天養成；前者雖有層次，但施加于所有人，不區別對象的具體身份，后者則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差別，盡管差別的表現是才行而非原先的血統。這樣的結合，是孔子之前從未有過的，也是儒家思想所以能夠垂諸后世影響深遠的重要原因。 （未完待續）
山西師范大學 張煥君
【責任編輯： 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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