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號稱禮儀之邦，禮也因為被視作傳統文化的核心，在學術界受到普遍認可。1983年，錢穆在與美國學者鄧爾麟的談話中言及中西文化的區別以及中國文化的特點時，認為禮既是“一個家庭的準則，管理著生死婚嫁等一切家務和外事”，也是“一個政府的準則，統轄著一切內務和外交”，“當禮被延伸的時候，家族就形成了，禮的適用范圍再擴大就成了民族。中國人之所以成為民族，因為禮為全中國人民樹立了社會關系準則。”
類似的看法在西方也頗為流行，盡管他們的評價并不相同。孟德斯鳩（1689—1755）對中國“禮”的理論分析在西方影響很大，至今仍常被學界征引：“中國的立法者們所做的尚不止此。他們把宗教、法律、風俗、禮儀都混在一起。所有這些東西都是道德。所有這些東西都是品德。這四者的箴規，就是所謂禮教。……中國人的生活完全以禮為指南，但他們卻是地球上最會騙人的民族。”
孟德斯鳩對禮在古代中國的作用、表現形式，以及與禮教相關的孝道、人際關系、心理基礎，都作了簡要的概括。盡管在他眼中，這些作用重大的禮只是一些瑣碎的、表面化的甚至是虛偽以致帶有欺騙性的規則，但他的看法卻代表了一個時期西方思想家對中國的看法，影響流傳至今。與孟德斯鳩時代相仿的弗朗斯瓦·魁奈（1694—1774），是法國18世紀重要的重農學派思想家，在其名著《中華帝國的專制制度》一書中，認為中國的禮教與法律一樣，都是建立在道德倫理的基礎之上，“倫理戒律構成了這個國家的宗教和悠久而令人贊佩的教育制度的基礎。”
法律史學者馬小紅先生在研究中國傳統法時，將傳統文化比喻成一個“圓”，社會的一切皆在圓中，政治、經濟、軍事、教育、法律、道德、哲學、宗教、科技等等皆為圓之一部分，而這個圓的核心可以用一個字高度的概括，那就是“禮”。因此，“我們研究中國古代的政治、經濟離不開禮，研究中國古代的軍事、教育離不開禮，研究中國古代哲學、科技離不開禮，研究中國古代的人際關系、日常社會生活，甚至家具、建筑等等也離不開禮。禮浸透于中國古代社會的方方面面，是中國古代文明的標志”。由于中國古代文明的核心是禮，從而使中國文化具有一種圓通的特征，這種特征的形成與中國傳統文化歷來以“和諧”為最高追求密切相關。所謂和諧，既體現在家族中的親人之間、鄰里之間，也體現在社會上的行業之間、朝堂上的君臣之間、人類與自然之間的和美相處。和諧就是太平盛世的標志，是古人心目中的最大幸福。
以上學者的說法各有側重，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也并不相同，但是通過他們的描述，大致可以看出禮在古代中國的重要作用。不僅如此，由于長期歷史實踐中，禮一直具有行為規范和社會準則的功能，就使它與風俗習慣相結合，逐漸沉淀為民眾的集體習慣，一直保持下來，成為較為固定的民風民俗。上世紀40年代，費孝通經過長期社會調查，認為中國社會結構與西洋的團體格局不同，而是“好像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每個人都是他社會影響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紋所推及的就發生聯系”，他稱之為“差序格局”。在這種格局中，無論是親屬關系還是地緣關系，都是以自己為中心，一層層由內向外推出去，越推越遠，也越推越薄。其范圍的大小，則要依靠中心的勢力厚薄來確定，所以中國人對世態炎涼似乎感觸最深。這樣的社會結構，表現于鄉土社會中人與人的關系，就是“禮治”特征。在鄉土社會的禮治秩序中做人，如果不知道禮，就不僅僅是知識的問題，而是可以上升到道德的層面，意味著這個人不懂規矩、不是好人。對于維持地方秩序的官員來說，最理想的手段是教化，而不是訴訟；同樣，對于鄉村居民來說，打官司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所以，在鄉村中更通行的是具有教育意義的調解，或者叫做“評理”。
禮之所以能夠成為中國文化的核心，并非偶然。首先，中國傳統文化兩千年來從未中斷，從而保持了它的連貫性。中間盡管有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五胡亂華，宋明以來的蒙古、滿洲入侵，但中原之地可失，中華禮儀卻存。而且，憑借其博大渾厚的內蘊，最終將異族“化”入體內，更成其大，禮于其中功不可沒。北魏孝文帝的盡去胡風，推崇漢家禮儀，就是明顯例證。
其次，禮在古代中國幾乎無所不包，內涵極為豐富。著名禮學家錢玄先生曾云：今試以《儀禮》《周禮》及大小戴《禮記》所涉及之內容觀之，則天子侯國建制、疆域劃分、政法文教、禮樂兵刑、賦役財用、冠昏喪祭、服飾膳食、宮室車馬、農商醫卜、工藝制作，可謂應有盡有，無所不包。其范圍之廣，與今日“文化”之概念相比，或有過之而無不及。是以三禮之學，實即研究上古文化史之學。
由此看來，將禮視作儒家文化體系的總稱并非無據。
再次，禮在古代中國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儒家看來，禮首先是人類自別于禽獸的標志，也是人類社會中文明與野蠻區別的標志。禮的設計以天道為依據，是天道、自然法則在人類社會的運用。所謂“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夫禮必本于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于分藝”，“禮者，天地之序也”，“禮以順天，天之道也”，都是這個意思。
在國家層面，禮既是統治秩序，又是國家典制。比如，天子對諸侯有巡守之禮，諸侯對天子則有“述職”之禮，彼此還有朝覲之禮，在諸侯之間也要定期聘問，聯絡感情。在社會層面，禮既是一切社會活動的準則，也是人際交往的方式。婚喪嫁娶，迎來送往，言談書信，容貌體態，莫不在禮的指導范圍之內，并受到禮的約束，儒家的教化功能在這個層面上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
在儒家思想發展史上，孔子無疑是至關重要的人物。至晚從西周以來，中國的社會結構就是家國一體、禮法一致，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宗法制度，使“國”和“家”統一在血緣關系的基礎上。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晚期，宗法制度遭到破壞，宗族內的血緣關系逐漸松弛甚至解體，并與政治系統相脫離，建立在這一基礎上的周代禮制也隨之發生變化，曾經一致的親親、尊尊開始分離，法逐漸取代了禮的地位。在這樣的巨大轉型中，孔子提出他的“仁”學說，并與周公以來已經形成的禮治、德政基礎相結合，開拓出一套嚴整周密的“仁—禮”學說。在儒家看來，家庭、家族通過血緣關系締結而成，是組成社會、國家的小型共同體，其成員聯系最為緊密，由孝悌等基于血親的倫理外推，形成忠、順等社會性、國家性的倫理。這樣的認識構成了儒家禮制的基礎，從而與法家過分強調國家這個大共同體以及個人對國家、君主的片面義務截然不同，較之其他各家自然更為通達，也更加切合實際，這也是儒家思想長盛不衰的根本原因所在。 （未完待續）
山西師范大學 張煥君
【責任編輯： 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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