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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的積淀

　　帝堯文化考古的重大發現和“陶寺文化”的確定，使陶寺成為我國研究國家文明起源和帝堯文化的主要地區之一，陶寺也因此成為華夏文明起源的搖籃。

　　陶寺，僅從村名就可以看出它的厚重，陶寺與帝堯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古籍載：“陶丘有堯城，堯嘗所居，故堯號陶唐氏”。陶丘，陶寺高而平的土地；堯城，陶寺也，帝堯居住在陶寺故號陶唐氏。還有《中國地名大字典》說，“堯初居于陶”。當然，與“陶堯”有聯系的地名僅山東、山西就有不少，或者生地，或者故居，但需要史籍的記載與考古實物的考證，許多專家學者依據典籍和陶寺出土文物考古論證，結論幾近相同，也就是堯最初在陶寺建都。另據考古發現，唐堯時期的陶寺先人在此即燒制陶器。根據挖掘出土的陶窯整體如葫蘆狀，同現在陶窯相似。原料就地取材，以泥陶與土夾沙陶為主料，產品為缽、盆、缸、甕等，種類多樣，造型各異，彩繪蟠龍紋陶盤就是最精致的一件。所以在陶寺村南稱為“堯墟”的地區，特別是在趙王頭、趙王溝等地，帶花紋的陶片俯拾皆是。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我家在現在名為“堯墟”（即宮殿區）的地方有一塊農田，距離發掘出的宮殿區相隔一塊地。那時我還小，父母親對我說“今天上墟地里摘棉花”，當時我想，墟地就是土地疏松綿厚，可是黃土地不都是一樣的嗎，那里的土壤和一般土地并無區別，絕非土地松虛之意，反而比其他地方的地還要板結密實點。在地里作農活時，鋤頭經常碰在瓦片上，便把它拾起扔在田頭地腳，卻不知它的考古價值。那么“墟地”之名從何而來，是不是與“堯墟”有關，是不是從“堯墟”轉化而來，為順口簡稱為“墟地”。以上情況證實，無論從哪一個角度認定，都可見陶寺之“陶”名副其實。著名的民俗專家、考古學者陶富海先生經過對歷史地域分析考證后，在《陶寺文化遺址》一書中說，“‘陶寺’理所當然可釋為古陶國的首腦機關所在即國都。”因此，筆者認為，帝堯在此建都，有了陶唐氏的封號，由于這里的寺廟多，氏的諧音為寺，到后期逐漸演變，便成為陶寺。

　　前幾年，胡建先生在《唐堯文化在古國文明中的作用》一文中明確提出，“由于陶寺城址所在的地理位置、文化因素和時代與古史傳說的唐堯一致。因此可以說陶寺文化就是唐堯文化。”“五帝時代，當堯作為都邑的最高首領時期，陶寺都城不僅是政治中心，也應該是經濟文化中心。由于‘天下萬國’的局面已經形成，堯都逐漸被視為中心地帶，堯領導的都邑成為最早的‘中國’”，這就是遠古的陶寺。

　　考古人的心血沒有白費。經過幾代考古學家的發掘研究，艱苦探尋，沉睡于地下4300多年的“堯都”終于石破天驚般地面世了。襄汾陶寺就是帝堯之都、中國之源。堯都陶寺已成定論。2015年6月18日下午，中國社會科學院在國務院新聞辦新聞發布廳舉行“山西·陶寺遺址發掘成果新聞發布會”，鄭重宣布陶寺文明是多元一體中華文明的主脈；堯都正走出傳說時代成為信史。4300多年前，帝堯在這里開創了最早“中國”，掀起了泱泱大國的浩蕩雄風。陶寺遺址將成為實證中華文明5000年歷程的重要支點。

　　綜上所述，可見陶寺與堯文化的聯系是不可分割的，陶寺有如此厚重的文化背景，陶寺的古跡遍地（包括了遺址內的中梁、李莊、東坡溝以及張相、張纂、大鄧等村）是應有之事。

　　再從歷史的時間進程和空間形式上去探尋陶寺大規模的寺廟建筑，是很有意思的。中國的唐代及元、明、清初，都曾有一個階段的相對安寧，大規模的寺廟建筑分階段在此時形成。由于各類文化的影響，民俗文化的傳播，僅有農耕文明的陶寺人，也同樣崇尚道德文化，相信佛家道家、陰陽五行，包括對天地神祇的虔誠崇拜甚至迷信。比如佛教，傳說五臺山掌門人崇佛大師偕同蘇東坡曾到陶寺崇福寺、南岱山游覽和傳經布道。崇福寺仰祖大師親自陪同游南岱山，途經溝兒里村因村東有一大坡，仰祖大師便提議改名為東坡溝村（陶寺遺址中期東南小城內即觀象臺所在地），也把蘇東坡的名字留在此處成了一段佳話。而佛家傳播的修行、智慧正是我們講的道德文化，拿今天的話來說，就是陶冶情操、凈化人心、啟迪智慧。這就使當時的陶寺人尋找到了一種心靈的寄托，熱心于寺廟建設，以祈求福祉平安。建廟資金除了佛家和尚化緣及功德錢，一部分就是大戶人家的捐款，經年不斷，才形成了如此規模、建筑樣式不一的寺廟樓閣。正是以上諸多原因，陶寺的寺廟建筑，成就了一時輝煌。（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