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爾·蓋茨在某次演講中指出：“如果有什么東西在未來幾十年里可以殺掉成千上萬人，那很有可能是高度傳染性的病毒，而不是戰爭;是微生物，而不是導彈?！钡拇_，一次重大疫情的暴發，不亞于一場戰爭。兩者都是人命關天的大事，涉及人類最基本的生命存在。對于戰爭，作為國家軍事長期準備的對象，即使在和平時期一般總能引起社會高度的重視;但是，對于重大疫情的暴發與流行，人類似乎還遠遠沒有準備好。
歷史上，洲際范圍或國家、民族不止一次地暴發過疫情，對社會造成的危害無法估計。20世紀以來，隨著科學高度發展，人類沉浸于由信息、交通等技術帶來的便利中，同時人們也意識到：發展和安全在今天緊緊地聯系在一起。但是，強大的社會組織力，把絕大多數的資源圍繞在發展的旗幟下，往往有意無意、自覺不自覺忽視了潛在的安全問題——原因之一即在于，發展是時時確定的、積累的過程，而不安全則是不定的、少有的。即使是“好了傷疤”，許多人也“忘了疼”。萬無一失的過往經驗、日復一日地事務閱歷，造成了現實生活中很多行業領域甚至部分領導調門奇高、實際準備卻嚴重不足的狀況。重大的疫情暴發，不只是對于政府的應對，對于我們每個人的衣食出行乃至于整個現代文明社會，其實都是一場嚴峻的考驗。
心理的恐慌，有時比疫情更令人可怕。當代社會的治理者不得不面對一種現象：一方面是如實上報的壓力，一方面又不得不考慮到信息報道的社會心理承受力——更為棘手的是，由于權威信息發布的滯后和單一，可能帶來的各種自媒體未經核實的消息“漫天飛”，其中不乏傳而不實的謠言散播在街頭小巷、茶余飯后。在短時期內，謊言確實有時比真相走得更遠，對處理和解決問題造成了相當大的困境。畢竟，由心理恐慌引致的更大的亂局，也是一種“可能的真實存在”。在這種情形下，把握好信息發布和傳播的“時度效”，便超出純粹“新聞輿論”的范圍，具有了更普遍的意義。自領導而言，不僅需要具備一個比較長時間的戰略預見能力，更需要鍛煉一個在比較短時間內的戰略預見能力——對細節和后果在偌大空間擴散的宏觀感知能力。“短期的預見”是必要的，應增強對來自那些“角角落落”敏銳的感覺，“及時”“及早”采取有效措施，方為上策良藥。
健康的社會，需要健康的心態和行為。在一場大的風險到來之際，任何人都不能置身事外。現代社會是一個高度關聯的復雜動力系統;一個微小的擾動，如果不加以及時引導、調節，可能會給社會帶來非常大的后果，此即“蝴蝶效應”在社會界的應用。它其實給那些一味彰顯“個人品味”、不顧整體的利益敲響了警鐘：必須顧及整體的利益，一些不正當私欲的泛濫確應禁行。這次疫情盡管還沒有最終確定源頭，但華南海鮮市場明面上“野生動物交易”的存在，不光暴露市場監管的缺失，也映襯著個別群體的特殊“嗜好”維持了這一非法“鏈條”的長久生計。置身于信息瞬間擴散的非傳統社會，個別不正當行為的約束，顯得更為緊迫和嚴重。
“集中資源”的原則，頗似準備戰爭一樣應對來自社會和自然的突發風險。面對可能的“突發”，手忙腳亂還是有條不紊，其實反映著平時“備戰”的情況。有和沒有、多和少，情形大不一樣。自然災害怎樣應對?社會事件如何應對?高度發展后“城市化”自然的趨勢，就是人口越來越集中——它其實在另一層面意味著管控和響應以及安全風險防控程度也要適當提高。拿這次疫情來說，我們的一些大城市醫療資源的布局不可謂不多樣且集中，但為什么疫情傳染一旦暴發，就顯得捉肘見襟甚至遠遠不足呢?顯然，這種“不足”是相對于“應急”而言的。比如，一百萬人口的城市如何“應急”?五百萬人口的城市如何“應急”?千萬級人口的城市如何“應急”?都值得我們好好反思。“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為“安全”預留空間，就是為更高程度的發展預留空間。
(作者系國防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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