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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就是給中華民族續寫家譜，證明中國五千年文明史及其起源、形成、發展、特點等。這其中，陶寺遺址絕對是核心中的核心，它是華夏文明的核心，更是早期中國的初始。”4月15日，剛主持完上午學術研討會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巍回到了自己的房間，盡管有些疲勞，但還是給了記者采訪他的機會。
   作為著名考古學家，同時還是國家“十五”科技攻關項目、“十一五”科技支撐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牽頭人之一，自1998年開始，王巍便開始致力于陶寺遺址的研究工作，17年的探索，讓他對陶寺文化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他更覺得此次學術研討是一個難得的機會：“關于陶寺遺址的發掘，之前都是在學界比較知名，也是一個熱門話題，但是社會并不知道，這次舉辦的學術研討會可以說是一個契機，從政府、學者、媒體、群眾4個層面，將堯文化的真正內涵推向了社會。”眾所周知，陶寺遺址的發掘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的反響。此前的考古學界一般認為，中華文明始于夏朝后期的二里頭文化時期，距今3700多年。但是陶寺遺址的考古發現表明，早在4200多年前，文明的構成要素已經出現，而且遲至陶寺中期，該地區已經進入早期國家階段。因此，王巍認為：“陶寺遺址的發現構成了中華文明的框架，是中華文明的主干。說明中華民族當時已進入文明社會的年代，至少可在此前認知的基礎上往前推進500年，陶寺遺址第一次從考古學意義上證明了堯、舜、禹文明的實際存在。”那么，堯、舜、禹文明實際存在的具體證據又有哪些？這些證據鏈是否能支撐起此結論？王巍做出了如下解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其中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探索夏王朝以前中華民族是否進入文明時代，我們不僅要去論證它，而且要歸納出早起文明的特征。
   在農業上，我們發現了與農業生產相關的農具、水井等，表明了當時發達的農業生產水平；在手工業上，從我們考古的成果來看有陶器、玉器、石器，說明了當時手工業發展的專業化程度較高；而大型土墓的發現，證明了當時王權對大規模勞動力及軍隊的調配能力；貴賤貧富居民區的發掘，又向我們表明了當時社會的等級分化程度比較高；宮城的新發現，把我國宮城的發展時期從夏朝后期提前至堯的時期，表明宮的制度在堯時期已經形成等級化。同時，我們從考古中還發現了冶金術、文字等，所以說，陶寺具有最完備的進入文明時期的證據鏈，再結合史料的記載，更表明陶寺堯都的地位更是不可動搖的。
   王巍告訴記者：“隨著‘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逐步推進，長江下游、中游后來興起的文化與原來的實際上有些斷裂，或者說它比原來傳統有了較大的改變，或者它的方向扭轉了。這個扭轉按我的體會是逐漸轉向以中原為核心的格局，也就是從多元轉向一體。原來是百花齊放，滿天星斗，逐漸地向百川歸海，以中原為核心的中華文明格局的形成，而陶寺遺址所展示出來的文明正是中原地區可以確定的最早的文明，是中國最早的雛形。”楊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