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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華社呼和浩特8月5日電 題：豐碑——三千“國家的孩子”與“草原母親”的傳奇

　　新華社記者李仁虎、張麗娜、任軍川、王春燕

　　夕陽昏黃，憂傷的馬頭琴聲掠過草原，在空曠的原野上回蕩。頭發灰白的黃志剛，手捧藍色的哈達，彎腰敬上一杯酒，長跪在一座墓碑前。望穿遠方，淚眼蒙眬。風中的額吉啊，您卻不在我的身旁。

　　2017年7月26日，內蒙古鑲黃旗寶格達音高勒蘇木，黃志剛來給母親上墳。墓碑上面鐫刻著：慈父道爾吉，慈母張鳳仙。

　　蒙古族沒有立碑的傳統。但是，黃志剛和5個漢族兄妹卻給他們的蒙古族母親立了一座碑。

　　原本相隔千里，沒有血緣關系，如今卻骨肉相連、生死相依。三千漢族孤兒與蒙古族母親之間，演繹了一個超越地域、血緣、民族的人間傳奇。

　　草原母親把三千孤兒捧在手心里

　　災害、饑荒、疾病……1959年到1961年，上海、江蘇、浙江、安徽等地陷入了困難，育嬰堂的米糧眼看就要見底，被政府收養的幾千個孩子面臨死亡威脅。

　　周恩來總理和時任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政府主席烏蘭夫商量，決定把這些“國家的孩子”送到草原。

　　消息像風一樣迅速傳遍草原。年邁的額吉、中年婦女、新婚夫婦，有的騎著馬，有的趕著勒勒車，有的步行幾百里，爭先恐后收養這些孤兒。有的夫婦沒有領到孩子，委屈得流下了淚水。

　　1961年，年輕的張鳳仙在哈音哈爾瓦公社衛生院當護理員，有6個漢族孤兒被臨時安置在衛生院旁邊的學校里。張鳳仙打心眼里喜歡這些小家伙。眼看就要入冬，她心頭一動，便和在畜牧場工作的丈夫道爾吉商量：結婚至今還沒有孩子，咱們收養他們吧。張鳳仙鄭重承諾：一定能夠養活好6個孩子。

　　像待哺的羔羊，小家伙們找到了母親;像小鳥歸巢，孩子們有了一個家。

　　分配到草原各地的三千孤兒，大多數被額吉直接帶回了家，少數身體差的被安養在蘇木鄉鎮的保健站里。

　　19歲的少女都貴瑪被招進四子王旗保健站，負責28個孩子的生活。做飯、洗衣、煮牛奶、教蒙語、和孩子們一起玩、哄孩子們入睡……每天忙得四腳朝天、焦頭爛額。

　　有一天，小不點呼和突然流著鼻涕跑過來叫她“媽媽”，她的心一陣咚咚跳，張開雙手把孩子摟進懷里。晚上，呼和甩著小胳膊撒嬌要和“媽媽”一起睡。都貴瑪也是孤兒，理解孩子對母親懷抱的渴望。她一把把孩子抱在懷里，小呼和安靜地入睡了。看著一屋子的孩子在夜色中甜甜地進入夢鄉，都貴瑪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上世紀60年代，物資緊缺。有一年春節前夕，政府特批給三千孤兒每人5斤大米，領米地點卻在百里外的化德縣。張鳳仙趕著牛車出發了。寒風刺骨，大雪紛飛。領上米，她急急地往回趕。夜幕下，四野無人，牛車發出孤獨的吱呀聲。寒冷、勞累、饑餓陣陣襲來，張鳳仙再也堅持不住了，靠著牛車癱坐在雪地上，昏昏沉沉地睡去，手里還攥著趕牛的韁繩。一陣寒風襲來，張鳳仙睜開雙眼，拍打身上的積雪，趕著牛車又出發了。三天三夜，張鳳仙回到了家。看著6個孩子大口大口地扒拉著香噴噴的米飯，張鳳仙眼睛笑得瞇成一條縫。

　　朝克圖患有先天性小兒麻痹癥。那天，錫林郭勒盟蘇尼特右旗的牧民敖根來認養他時，身材矮小、骨瘦如柴的他躲在角落里，驚慌地看著來人。敖根慈祥地笑著，伸出溫暖的雙手，從此結下了母子關系。

　　1969年冬，那是敖根生活最艱難的一個冬天。白天，她在牧場里背石頭、修水渠，晚上挨批斗。回到家里，她做的第一件事是為朝克圖凍紅了的雙手、雙腳取暖。

　　……

　　草原上的額吉們都悉心地照料這些“國家的孩子”，苦心教育他們長大成人。張鳳仙的6個孩子個個有出息，巴特爾考進了南京氣象學院，黃志剛在旗物資局當采購員，黨玉寶參了軍，毛世勇也入了伍，其木格當了郵電局話務員，高娃考進了南開大學。

　　“長生天在看著我呢”，這是草原母親們常說的一句話，慈愛的目光、溫暖的懷抱、炊火上的奶茶、氈房里的搖籃曲……草原上的母親用博大的胸懷鑄造起一座母愛的豐碑。

　　漢族孤兒和蒙古族母親誰也離不開誰

　　這是一片完全陌生的世界，語言聽不懂，飲食不習慣，小伙伴們排斥這里的一切。黃志剛、毛世勇等6個孩子結為兄妹，抱團抗拒收養，大人一不注意，就合計著集體逃跑，直到“紅臉阿姨”張鳳仙的出現。

　　張鳳仙紅臉蛋、細眼睛、慢聲細語，屬于典型的蒙古族婦女。她每天都會過來瞄他們一眼，給孩子洗衣服、洗臉、梳頭，還會帶幾塊糖果。孩子們漸漸喜歡上了她。

　　這是一群營養嚴重不良的孩子，毛世勇像秋霜打過的葵花桿，弱小、干瘦、面黃，像只生病的小貓，被張鳳仙喚為“小貓”;6人中年齡最小的高娃，頭上長著疥瘡，流著膿……但在張鳳仙的心中6個孩子個個都是寶貝。

　　生活在南方的孩子吃不慣草原上的果條和炒米，張鳳仙把家中的面換成米，做米飯給孩子們吃;孩子們喜歡吃餃子，張鳳仙向別人學習怎么做餃子;孩子們逐漸愛上了奶茶和帶“膻”味的羊肉;張鳳仙夫婦一句句地教他們說蒙語……孩子們逐漸融入了家，融入草原。

　　剛進草原，孩子們衣服上都夾著一塊小布條，上面的數字編號就是他們的名字。走進蒙古包，草原母親給他們每個人都取了好聽的名字——國秀梅、黨育寶、烏蘭、格日勒、娜仁花……

　　接羔羊、配草、拌料……敖根手上總有干不完的活。母親的忙碌，變成了朝克圖碗里豐盛的飯菜、身上溫暖的衣裳。牧區的冬天風狂雪大，母親把他捂得嚴嚴實實。母親外出，朝克圖總在張望守候著;母親歸來，遠遠地就對朝克圖招手……

　　冬去春來，朝克圖和敖根朝夕相處，相依相偎，不是母子，勝似母子。

　　敖根白天干重活，晚上受批斗，無法忍受折磨，有一天夜里，她拿出了藏在身上的刀子，走出蒙古包準備割腕自盡。可是，她沒走多遠就昏了過去。當她醒來時發現，兒子趴在雪地里，手握石頭拼命地砸著那把刀。她撲了過去，母子倆緊緊地抱在一起，泣不成聲……

　　通嘎拉嘎兩歲時，母親贊達拉毅然辭掉工作專門照看她，既教她學說蒙語，又執意讓她學漢語，為的是她將來有個好出路。幼小的通嘎拉嘎卻以為母親不要她，抱著母親的大腿說：“我就要學蒙語。”通嘎拉嘎喜歡花，母親特意給小姑娘養了一盆太陽花。在她的心中，母親就像草原上隨處可見的太陽花，平凡、微小、頑強、不屈。成家后，通嘎拉嘎的家里永遠栽著一盆太陽花。

　　母親車布勒的性格影響了丹達嘎的一生。車布勒生性善良，不與人爭鋒，溫潤敦厚，從不抱怨，陌生路人來到家里，她一定會端上一碗熱乎乎的奶茶。丹達嘎一生堅守著母親做人的信念：與人為善，助人為樂。

　　都貴瑪撫育了28個孩子，每養壯或養大一個，就被領養家庭接走一個，她經歷了28次痛苦的離別。現在，她成了最富有的人——孩子們成家立業都有了后代，她生活在一個上百人、多民族的大家庭。“我從心里愛他們，也真心感謝他們，讓我體會到了做母親的快樂。”

　　1991年，積勞成疾的張風仙住進了醫院，6個孩子守候在病床前。彌留之際，張鳳仙叮囑巴特爾：“我還是希望你回上海找找親生父母。”巴特爾說：不找了，我的心就在草原。

　　遠在千里之外的漢族孤兒，和草原上的蒙古族父母組成一個家庭，一起經歷風雨，一起度過春秋，相依相守，相親相伴，彼此再也不能分離，在草原上鑄造起一座民族團結的豐碑。

　　擔起國家重托　報答“母親”恩情

　　蒼穹之下，總有一種力量帶來希望。

　　當年，三千孤兒的命運牽動著周恩來總理的心，烏蘭夫代表草原人民主動擔起這份國家責任：“把孩子送到內蒙古草原，送給牧民，牧民很喜歡孩子，不管誰家的孩子都喜歡。”

　　那個年代的內蒙古盡管同樣困難，但接到國家的這份重托，內蒙古緊急部署，接運、安置、吃住、照料、醫療……在細致入微的安排下，三千孤兒順利來到草原的懷抱。

　　“接一個壯一個”是對國家的承諾。首批送來的孤兒中有一個不幸去世，這可了得!烏蘭夫趕緊組織調研，問題出在哪里?原因很快查清：送到草原來的孩子身體都特別虛弱，加上水土不服，一下子進到牧民家里喝奶吃肉，身體不適應。

　　接收方案迅速調整，身體不好的孩子先在保育院治愈，等休養強壯后再交給牧民。對少數殘疾孤兒，就先放到幼兒園指定專人撫養。

　　在毛世勇的記憶中，媽媽打了他們一次。有一年夏天，4個男孩把飲牛槽當船在湖上玩。張鳳仙得知后發瘋似地跑到湖邊：這湖很深，曾淹死過人。張鳳仙把他們抓上岸，一邊打，一邊大哭：“你們淹死了怎么辦，你們淹死了怎么辦?”在張鳳仙的心里，他們不僅是自己的孩子，更是“國家的孩子”，出了閃失無法向任何人交代。

　　車布勒收養丹達嘎不是為了養兒防老，而是接受國家的囑托。她不讓丹達嘎干重活，送他出去當兵，卻把自己親生兒女留在牧區放牧。

　　包產到戶時一些牧民寧愿不要牛羊也不愿意分擔嘎查的外債。丹達嘎站起來：請老鄉把牛羊領回去，外債我來還。那時，丹達嘎想到了母親，覺得自己有責任擔當起來，他帶領牧民用5年還清了20萬元債務;他家旁邊住著一位生活困難的五保戶老太太。丹達嘎想到了母親，把老人接到家里撫養了10多年。

　　通嘎拉嘎從母親那里學會了縫制民族服裝的手藝，開辦了服裝店。她免費培訓牧民學習制作民族服裝。她說，一針一線都代表著對母親的回報，對草原的回報。

　　2002年12月2日，位于上海市普育東路20號的原“上海市兒童福利院”的院子里，有10多個昔日的孤兒前來尋找自己的“根”。他們把草原的鹽撒入黃浦江，把江南的水裝一瓶帶回草原。當時在蘇木當書記的查干朝魯，參加了那次活動，他說：“大半輩子，根早扎在了草原上。”

　　丹達嘎被評為錫林郭勒盟帶領牧民奔小康先進個人、毛世勇在部隊三次獲得嘉獎、黃志剛被鑲黃旗物資局記二等功……一枚枚金光閃閃的獎章、一張張紅彤彤的獎狀，“國家的孩子”用汗水和心血回報養育他們的土地和人民。

　　草原上的花朵向太陽，草原上的兒女心向黨，草原人民像蒙古馬一樣堅韌、擔當、感恩、奉獻，偉大的母親和“國家的孩子”在草原鑄造起一座愛國的豐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