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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四五千年前的堯舜時代是中華早期文明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階段。《史記·五帝本紀》用四分之三的份量記敘堯舜的事跡。雖然它們屬于“口耳相傳”的傳說資料，其間摻雜某些神話色彩，但不排斥里面包涵著基本的歷史元素，通過考古工作者和歷史學者們利用多重證據法來檢核，越益證明，堯舜其人和堯舜時代存在的可信性。正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才蘊育出來堯文化。
據文獻記載，堯的功績有：第一制定歷法，敬授民時。《尚書·堯典》記：“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就是說根據日月星辰的運行制定歷法，向民眾頒布，這是中國古代歷法從火歷轉向陰陽合歷的一大進步。第二，湯湯洪水，命鯀治理。此次治水并不成功，但為后來大禹治水積累了經驗。第三，“協和萬邦”，創建邦盟體制。《尚書·堯典》記載了從“九族”發展到“百姓”，再從“百姓”發展為“萬邦”這一文明化的進程。第四，選賢“官”，實行禪讓制，即傳禪而不傳子。《堯典》記載了堯傳舜、舜傳禹的全過程，充分反映古代原始民主制推行的事實，我們可以認為這也是可信的史跡。
在傳世文本和新發現的出土文獻中，保存著許多堯事跡的資料，這些資料留傳下來，凝結成被千古以來人們頌揚的堯文化，茲歸納其核心內容，大致包涵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崇尚道德，尊帝堯為道德的楷模；另一方面認為堯是治理天下的圣主，是他開辟了以德治邦的先河。
首先堯文化集中體現了崇尚道德的價值取向。先秦儒家宣揚堯文化，把堯看作是道德的楷模，是遵循天道的偉大人物。孔子是這樣無與倫比地贊美堯的：“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論語·泰伯》）孟子亦有同樣的頌揚。（《孟子·滕文公上》）再如：《大戴禮記·五帝德》引孔子贊頌堯曰：“其仁如天，其知（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驕，貴而不豫。”與《論語》的贊語同出一輒。他們對堯的評價代表著一個時代人們對堯身上具備高尚人格的一致贊賞，是對堯文化的普遍認同。正如《郭店楚簡·唐虞之道》所云：唐虞之道“其仁如天，其知如神”，他們達到了“仁之至”、“義之至”的最高境界。《尚書·堯典》對堯的人格魅力做了如下概括性的描述：“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其意就是說堯恭敬職守，明察四方，道德純備，溫厚寬容，能夠讓賢，他的道德光輝普照四方，通達天地。
其次，堯文化還反映在政治層面上，即推崇堯是治理天下，構建和諧社會的圣主，是以德治邦的鼻祖。《尚書·堯典》記：“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于變時雍。”因為堯“克明俊德”，能團結諸族邦，將氏族組織依次擴展為“九族”——“百姓”——“萬邦”。“九族”是建立在氏族基礎上而集聚成的同姓宗族組織，“百姓”則是以同姓宗族為核心團結異性氏族而結合成的族邦，“萬邦”則是以“百姓”族邦為核心結成更廣泛的邦盟。邦盟是從史前社會向文明社會邁進的過渡期，是早期國家社會形態。堯作為中華早期文明階段著名的邦盟主，為團結族邦，擴大邦盟做出了杰出的貢獻。
在當時歷史條件下，以德治邦，實行禪讓制是實現天下穩定的上策。正如《上博楚竹書·子羔》云：“善與善相受也，故能治天下，平萬邦”，就是說權力地位只有在賢人與賢人之間相授才能平治天下。古人認為唐虞之道最集中最本質的特征是“唐虞之道，禪而不傳。”且稱贊“禪而不傳，圣之盛也。”當時為何實行“禪而不傳”呢？是因為“堯見舜之德賢，故讓之。”（《上博楚竹書·子羔》）賢是禪讓唯一的道德標準，讓賢是原始民主制的反映。因此，堯文化從政治倫理層面上看就是“尊賢”文化。因此，在中國歷史上每當政治權力地位在傳承過程中發生變異和沖突時，“堯舜之道”中的“尊賢”思想就反復浮現而受到廣泛提倡。
下面談談堯文化的傳播問題。這一問題當從時間序列的流傳和地域性的擴散兩方面角度來分析。
堯文化的傳播之始，應從堯舜時代堯文化的產生算起，但堯文化真正傳播開來當以《尚書·堯典》撰成年代為標志。《尚書·堯典》是爭議頗大的一篇文章，經學者們多年研究，稱它是堯舜時代的著作，顯然不對，稱它是戰國秦漢人“層累地造成的古史”也有“疑古”過頭之失。王國維先生在《古史新證》一書中所論：“然至少亦必為周初人所作。”這是有一定道理的。周初政治，重人事，輕鬼神，推行周公思想。周公政治思想的核心是敬天保民，明德慎罰。他繼承和革新傳統思想，吸取歷史資源的主要渠道之一就是堯文化。過去有些學者認為“德”觀念是從周公、周人開始有的。現在看來此說值得商榷。“德”觀念是從堯文化就開始有的，它不僅作為衡量一個人的道德標準，而且又是處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以及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準則，即要求人們以德待天，以德待人，以德克己，可見周公思想是在吸納堯文化等多元文化基礎上而得到充實且發揚光大的。因此，我們可以認為《尚書·堯典》是堯文化在西周得到廣泛傳播的重要標志。
堯文化到春秋戰國時代得到更大范圍的傳揚，成為先秦諸子認識自然、天帝、社會和人群關系，闡發救世方案的主要思想資源之一。儒、墨、還有道、法諸家毫無例外都評論堯舜禹的功績，從中吸取營養成分。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禮記·中庸》）“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孟子·滕文公上》）《韓非子·顯學》所論“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新出土的楚簡文獻也多有關于堯舜禹的記載。如：《郭店楚簡·唐虞之道》專門闡釋堯舜的品德及其禪讓制度，突出了尊賢讓賢思想。還有《上博楚竹書·子羔》贊頌堯的高尚品德，并指出讓賢的本質是：“善與善相受”。又《上博楚竹書·容成氏》頌揚“堯為善興賢,堯以天下讓于賢者，天下之賢者莫能受也。萬邦之君皆以邦讓于賢。”堯舜文化在戰國時代成為時代的主流文化。
到戰國時期堯文化的傳播既廣闊又深遠，這是有它存在的歷史背景。首先是因為春秋以來王室衰微，政權下移，天下無道，臣弒其君，子弒其父的事例層出不窮。為穩定社會秩序，重構世襲宗法社會結構。先秦儒墨兩家提出古之賢人政治不失為救世的一種方案。因此，他們就以堯舜禹禪讓史實為例，把它作為一個理想模式加以宣揚。豈不知這是一個過時的藥方，在私有制發展的社會中，此 路不通，要想使禪讓制再現，只能成為不可企及的幻想。
戰國時代社會發生了急劇變革。社會上人們對道德標準的價值追求產生了多元化傾向，并派生出道德危機感。于是，崇尚道德，講究溫良，重視民生成為部分知識精英倡導新道德重鑄的關注點。堯文化涵蓋了以上這些內容。因此戰國時期思想家們倡導堯文化，運用堯文化資源來重構心目中的倫理道德體系，自然就收到了恰合時需的功效。
戰國以后，堯文化綿延不斷流傳下來，且滋潤著中華民族的心田。歷代統治者根據自身統治的需要，倡導堯文化，使它變成物化形式，從而體現在敬拜堯帝的祭祀文化中，在全國許多地方修建了堯廟、堯陵、堯祠。（以下參閱馬興博士論文《堯舜時代研究》）大概從西周時代開始有了祭堯典禮，此后西漢高祖以堯后自居，置祠祀官，祭祀堯帝。直到元明清以來建堯廟、祀堯典活動記載不斷，有時把堯作為祖先崇拜，也有時尊為先帝祭祀，后來還有把堯作為圣師崇拜。再從文獻記載的堯廟、堯陵的分布來看，除山西、河北、山東、河南這些中原地區外，甚至擴散到江蘇、安徽、江西、廣西、廣東等地。人們去堯廟、堯陵、堯祠祭拜，反映出中華民族在血緣上和文化上對堯文化的認同。

（詹子慶)

來源：堯文化研究網

  【責任編輯： 邱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