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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氏孤兒

□ 王智剛

　　《趙氏孤兒》的故事從《左傳》《史記》泛黃的歷史書簡里走向城市、村野鮮活的戲劇舞臺，是文學張揚史學的一個樣板，它的意義不僅僅是重新喚醒一段歷史，它使歷史向著文學集結，并煥發出無限動能。從古老竹簡里剝離下來的歷史故事，因了元雜劇，深深地儲存進了中國人心底。這種儲存，匯集成宏大的民族記憶，整個民族記憶疊加出的便是屬于我們的民族心理和價值認知。

　　在臨汾古老土地上曾演繹的趙氏孤兒故事便有幸成為這樣一個由“史”向“劇”成功轉化的范例。紀君祥是這個范例的創造者，他是臨汾故事卓有成效的傳播者。

　　作為一部歷史劇，《趙氏孤兒》的故事經作者重新編織和構思后，充盈著扣人心弦的戲劇沖突：晉靈公昏聵不君，屠岸賈飛揚跋扈，趙盾一門慘遭誅殺，所幸兒子趙朔的遺孤得賴門客程嬰偷帶出宮。于是，屠岸賈欲將全城新誕嬰兒盡皆屠殺以絕后患。程嬰為保趙氏一脈，存續滿城無辜，將自己兒子送與老臣公孫，然后揭發公孫藏匿大罪，屠岸賈立即發兵剿之，程嬰子被戮，公孫自戕。屠岸賈以為得逞，從此可高枕無憂。狂喜之余收程嬰于門下，并認所攜趙氏孤兒為義子。歲月荏苒，孤兒長大成人，程嬰告知以實情，和所有人期盼、想象的結果一樣——大仇終報。

　　鮮血浸泡的仇恨，因程嬰、公孫、韓厥一路護衛，終于盛開了正義的復仇之花。其中雖赴湯蹈火吾往矣的悲壯、忠義、決絕以及為終極目的而表現出的匪夷所思之隱忍，與傳統中國的審美絲絲入扣，在驚雷炸響山崩地裂怒濤呼號的慘烈基調中，完成催人肝膽的故事敘述，將一段臨汾歷史深深地烙入中國記憶。鄉人梁衡在一篇散文中說，歷史上的“兩羽”（項羽、關羽）一勇一忠，成了中國人的偶像。這是民間的海選，與政治無關，與成敗無關，是與岳飛的精忠報國、文天祥的青史丹心并存的兩個價值體系。一個是做人，一個是愛國。我特別喜歡梁先生“民間海選”的論斷，在岳飛、文天祥之前，在關羽、項羽之前，程嬰們的忠、勇已經撼人心魄了，至少從那時候起，忠、勇的形象塑造通過程嬰們已在中國人的心底觸手可及了。而《趙氏孤兒》將這“民間的海選”進一步固化，深深鏤刻進戲臺下無垠的人心。

　　宋朝皇室自認是春秋晉國趙氏之后，《趙氏孤兒》中“存趙孤”的主題在元初便具有了心照不宣的強烈暗示意義，這是書生們藏在筆底隱隱的民族意識。元代的統治者們不太搭理書生，他們大概不覺得書本里能翻騰出什么刀光劍影，所以也不太愛干涉書生文化。這樣，蒙元放逐了書生，卻也成就了書生，讓書生們用另一種方式祭奠了遠去的宋王朝，也祭奠了不再回返的出仕治世夢。

　　作為元雜劇的四大悲劇之一，王國維在《宋元戲曲考》中將《趙氏孤兒》與《竇娥冤》并提：“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劇中，亦無愧色也。”

　　元雜劇的世界影響不可漠視，一些篇章、情節甚至牽動了歐洲文化大師的深邃思索。在余秋雨先生看來，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當首推《趙氏孤兒》。

　　法國的伏爾泰和德國的歌德都曾仿寫過《趙氏孤兒》。當然仿寫不是簡單的搬運故事，它滲進了兩位大師的近代人文意識和情懷，對紀君祥筆下的一些情節安排進行了重新思考、質疑、修改乃至顛覆。

　　譬如，換子。換子，程嬰們不是第一個這樣做的人。周厲王時，國人暴動，厲王倉皇逃遁，憤怒的國人總要找到一個情緒堤壩的決口，太子便理所當然成了眾矢之的，成了父親的替罪羊。也是千鈞一發之際，大臣將己子獻出，代替太子受戮。共和行政后十四年，躲過一劫的真太子即位，是為周宣王。程嬰們應該知道這段歷史，或者，更多類似的故事早已將換子賦予了某種對“義”的非凡理解。

　　但伏爾泰還是猶豫了，伏爾泰筆下的人物不同意以自己孩子的死換取君主孩子的生，都是襁褓中稚嫩的面顏，他們沒有等級和距離，都是需要呵護的鮮活生命。

　　而歌德，則讓他筆下的人物在面對假父親真仇人時陷入兩難，仇恨的大火在喉嚨燃燒，但數十年的養育時光又橫亙在心頭難以猝然抹去。歌德沒有寫完這部劇，他無法給自己一個最終下筆的理由，或者說是無法給自己一個最終下筆的勇氣。歌德猶豫了，他選擇放棄，寧肯不寫。這不是紀君祥、伏爾泰、歌德之間的進步，這是時間的進步，是一個新時代對舊時代的審視，是一場已經瞭望見人文曙光的歐洲對中古中國的抗辯和反思。

　　有時候，我想，唐詩宋詞可能過于中國范，離開中國文化和中國語言營造的中國意境，即使是最完美的翻譯，可能也不及原詩詞味道之一二，于是它反而不及元雜劇對世界的實際影響，這是“俗”所彰顯的價值。我們的故事能夠跨越遙遠的距離去撬動兩位文化巨人的心扉，這是中國舞臺的自豪。

　　當一段宮廷故事插上歷史和文學的雙重翅膀之后，它便如昔日王謝的堂前燕飛入百姓的尋常巷陌，這樣的故事以及千千萬萬承載這樣故事的尋常巷陌便架構起隱秘的基因圖譜，通過道白和唱腔，神奇地繪入我們的內心，使我們終于成為我們。

　　故事發生在臨汾，這足以令人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