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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琴書獨守望

——農村藝人張小安和他的汾城琴書

    一件月白色布衣，深色棉褲，黑色布鞋，頭發花白，即使沒有表演琴書，張小安也習慣了這樣的穿著。自從16歲正式跟著父親學習琴書，時光已經走過了五十多年，五十多年里他說書、行醫、向佛，而無論他身在何處，從事什么工作，汾城琴書都是他一生鐘愛的藝術，他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把這項民間技藝傳承下去，因為目前，會表演汾城琴書的人，就只剩下他一個。

    盛極一時 自幼隨父輾轉演出

    臺上琴師手腕一抖，揚琴特有的聲音響起，說書人嗓子一亮，范兒一起，演出正式開始……年少時的張小安不止一次站在臺下看父親表演，跟聽書的人群一起沉浸在或是凄美、或是悲壯、或是歡快、或是幽默的唱詞中。直到現在，半個多世紀之后，這樣的場景依舊時常入夢。張小安說，或許那就是他最為美好的記憶之一。

    張小安當時觀看的就是汾城琴書，汾城琴書又稱“太平琴書”，始創于清光緒年間，距今有100多年的歷史，曲調優美、唱詞樸實，糅合了蒲劇和眉戶劇的精華，夾雜著鄉土鄉音，說唱內容擷取于田間地頭兒，涉及農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受當地群眾喜愛。

    張小安的父親是汾城琴書創始人張海水先生的親傳弟子，乳名全，藝名如鑒，排行十三。父親從小在當時的高等學府接受教育，學習認真刻苦，誰料在18歲那年患眼疾雙目失明。家中為了能讓他有一技傍身，便將他送到張海水先生門下學習琴書。張如鑒聰明好學，每天早早起床，用他的盲杖去一個不打擾別人的地方練嗓子。等村里“請神”活動開始后，父親就開始說書。“午供”以后，大家都休息了，父親又開始練習樂器。寒來暑往，10年磨練，板胡、四胡、打板、打銅，父親樣樣精通，還經常作為“代師傅”教師兄弟們練功。在張小安看來，父親學琴書有兩個先天條件，第一是記憶力好，大段的書辭能記住，又能慢慢理解消化；第二是一口“有生有旦，有老有少”的好嗓門，唱誰能像誰。后來，父親出師，自己帶徒演出，方圓百里都很有名氣。

    1956年，官方組織當地民間藝人成立了“曲藝隊”，張如鑒成為曲藝隊的一員。當時的演出條件非常艱苦，藝人們要背著厚厚的行李卷，挨村輪著演出。說書活動在當時人們的生活中有著重要地位，村子里重要的"請神"儀式，需要說書的說一段。“請神還愿必須要把神請出來，那時的人們也喜歡聽說書”，張小安說，“最多的時候聽眾有2000余人”。父親當時已經五十多歲，又雙目失明，行動更加不方便。為了照料父親的生活起居，張小安就跟著父親東奔西走。家庭的貧困和不穩定的生活使得張小安只斷斷續續念了兩年零十天書，很多道理和知識只能來自于父親平時的教授和自己的觀察。那時，每次演出，張小安都會認真觀察臺上演員的表演，聽唱詞，模仿，練習，這時的生活在他的心中埋下了繼承父親衣缽的種子。

    接過衣缽 自編段子教人向善

    多年跟著父親演出，張小安幾乎天天聽說書，一晃，張小安已經16歲。除了給父親洗洗衣服，照顧父親去去廁所，他的一整天時間就荒廢過去了。張小安不想虛度光陰，干脆向父親正式拜師學習琴書。當年，琴書這個行業多少帶些“三教九流”的意味，表演者多為難以從事其他工作的盲人，父親心中不忍，一個健健康康的孩子干嗎要學這個，心中很不情愿。無奈張小安堅定了想法，一句“我能行”，表達了自己學好琴書的決心。

    終于，父親勉強同意他試一試。

    張小安說，“父親曾教給我一首詞‘世事是一朵虛花，人情盡然是假。雪里送炭有幾家，盡都是錦上添花……’。這話我一直記心里，知道人必須依靠自己。”所以，張小安學起琴書來非常刻苦。父親的言傳身教，自己平日的觀察，張小安進步很快。張小安說，父輩的表演，由于先天的眼睛不便，更多的是自說自唱，靠得是對聽眾心理的揣摩，設計唱詞。而自己健健康康，更有機會觀察聽眾反應，跟聽眾進行交流。

    “今天算卦我真糟糕，36歲命難逃，家有銀錢著百斗，難買生死路一條。”錢萬選在中途自思自嘆，想起了眼前事心中動酸，我先人他在世為官做宦，銀錢多把家業置得周全……可憐我32歲缺女少男，為兒女到街上來把卦算……他算我36歲紅煞沖犯，到八月初三一命歸天……如不然早下手變賣家產，自己賣自己花逛蕩幾天。

    張小安說：“這出《浪子回頭》是他最喜歡說的一出，是由他獨立創作完成的。”故事的主人公叫錢萬選，家財萬貫，但是32歲還沒有兒女，有一天算卦的說他36歲就會死去，回到家他就抽洋煙、吸料面、請客排場，終于在36歲把家產敗光，媳婦怎么勸他都不聽，生氣地走了，36歲的時候，他只剩了一副柏木棺材，一間草房。然而他并沒有死，又意外把草房點著，無家可歸的錢萬選在要飯途中又被狗咬傷。幸而遇見了無兒無女開荒養家的老大爺，錢萬選隨著老大爺一起開荒，又把媳婦接過來，一家三口幸福地生活，浪子終于回頭了。

    “很小的時候，我家就窮，我們非常節儉，對這種講排場、浪費的人很反感，我就想創作一出戲，讓大家不要浪費，要懂得珍惜。”這是張小安創作的初衷，“汾城琴書里的很多段子都是教人向善的，老段子里有佛家勸善的故事，有道家的傳說，還有針對社會現實的小段子。”而到了琴書第三代傳人張小安這里，創新就更多了，他先后編了《埋狗》《釋迦佛出家》《光目救母》等段子，還編演過發展生產、計劃生育的段子，創作過革命現代戲《紅燈記》等。

    轉眼到了1960年，說書這行不好干了，他就和父親拿著文化館的介紹信，一個村接一個村的演出，每個村子演三兩天，就換下一個村子。1962年，襄汾縣曲藝隊成立，主要是用說書的形式宣傳政策和解決群眾文化需求。那時，因為父親年紀大，背著行李到處跑不方便，張小安就不讓父親出去唱了。

    1968年，單靠琴書表演已經很難養活全家。張小安就晚上說兩三個小時書，端午前白天騎車趕在天亮前到侯馬等地賣粽子，換點錢養家餬口。五月端陽后天氣變暖，粽子容易變質，不能賣了。就晚上說書，白天編笊籬，八月十五以后，就給人家裱頂棚、畫門簾、油漆家具，掙些錢養家。同時，張小安還利用表演的空閑時間自學解剖學、中醫診斷學等，苦苦奮斗。

    日漸式微 偶爾彈唱幾成絕響

    1966年開始，張小安擔任了曲藝隊隊長。他把這些藝人分成三隊，在分別在縣城東南、西北、西南片演出，半年完了輪換一次，而張小安自己就像游擊隊隊長，在這“三片”之間來回穿梭。曲藝隊里當時有8個人說汾城琴書，平均年齡40多歲了。他常常騎著自行車幫助隊員們搬行李，用行動感化這些老藝人。他把曲藝隊經營的有聲有色。

    然而由于琴書老藝人的固步自封，缺少結合時代的新內容，琴書學習困難重重，老藝人老的老、去世的去世，新人后繼乏力，說琴書的人越來越少。當年張海水收過24個徒弟，大多沒有傳人。只有父親這一脈傳下來，如今也只剩張小安一個人。

    這樣一直延續到1976年，曲藝隊眼看著不能存在了。為了保住曲藝隊，張小安決定無償付出，找有基礎、有愛好的年輕人，教授琴書技藝。這些人中最大的22歲，最小的16歲。張小安把他們集中在縣城南賈鎮下尉村里，集訓了半年，他一個字一個字、一個腔一個腔的教，還特意編排了兩出晚會，演給當時的縣領導審查，希望能把這個曲藝隊延續下去，結果還是沒能把曲藝隊保留下來。

    改革開放后，琴書表演受到各種新的娛樂方式沖擊，表演愈發艱難了，琴書藝人都在為生計奔波，琴書完全陷入自生自滅狀態。

    1987年，張小安患眼疾，說書也沒什么人聽了，而此時，他自學醫術也有些成績，1988年，他開始給人推拿按摩謀生。張小安說，自從自己得了眼病，看不了東西時，就不再進行琴書表演了，只是偶爾想起來唱上一段，回憶曾經的日子。“會說琴書的一個個走了，現在只剩下我一個人，而我也很少唱了，手生了，唱功也趕不上當年了。”張小安眼里滿是悲涼。

    年近古稀 拯救傳承迫在眉睫

    張小安今年已經70歲了，他說年齡越大，越有一種危機感，生怕汾城琴書在自己手里斷了根。越是這樣想，傳下去的想法越是堅定，從2006年開始，他就口述唱詞，讓兒媳婦記錄。后又聯系襄汾民間文學研究者劉潤恩先生，請他幫忙整理。劉潤恩從2009年開始以錄音、錄像方式將張小安唱詞記錄下來，再悉心整理。

    2013年，在劉潤恩先生的推動下和襄汾縣民間文藝家協會的籌劃下，《張小安說唱作品選》一書出版。長期致力于襄汾音樂研究的梁鐵鎖先生說：“汾城琴書是一個新生的曲種，從創立到成熟只有三代人，一百多年。這是歷史進程中的一個小火花，僅僅三代人就把一個曲種成型、成體系，非常不容易，這證明了民間藝人的非凡創造力。它的曲調上既有蒲劇、眉戶、晉東南小調、少量的豫劇等，還夾雜著當地的方言土語。在音樂結構上是蒲劇板腔體變種和連曲體音樂結合起來獨特的音樂曲種。它的劇本借鑒了蒲劇本子、豫劇墜子等，平仄講究，合乎規律，朗朗上口。加上表演形式靈活，唱腔好聽，藝人三五成群、走街串巷，受到當地群眾的喜愛。汾城琴書扎根于鄉土，繁榮于民間，是地方曲藝的傳統經典，即便是作為資料保存下來研究，這些古樸的東西也是有價值的。”“唱詞、曲譜可以保留下來，說唱表演卻后繼無人。”劉潤恩先生對汾城琴書也有著深深的擔憂，“汾城琴書演唱說起就那幾個板，可是要分不同的角色去唱。

    喜劇、悲劇，老旦是怎么唱，劇情情理、詞調配合得怎么樣，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劉潤恩的擔憂也是張小安的擔憂，現在年輕人都不愿意學琴書了，百年琴書就只剩唯一傳人，如果有一天自己離開了，將要去哪里尋找汾城琴書的蹤跡？張小安說，等身體好些時，他還要繼續說唱，讓兒子、媳婦記錄，在有生之年把凝聚了祖輩心血的“汾城琴書”傳下去。

    “這是土生土長的藝術，如果不能保留下來，我一定會遺憾終身。”汾城琴書的唯一傳人張小安老人還在孤獨地守望著……（沈宗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