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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內人士稱 重拳懲治能否奏效尚待時間檢驗 事前預防機制缺乏亟待建立 

導讀 

近期，學術造假事件接二連三地爆出。教育部為此下發通知，要“嚴肅處理高校學術不端行為”。 

記者調查發現，在評價機制的引導下，高校一些老師為了獲得更多的“學術資源”和更高的“學術地位”，往往讓研究生替自己寫書，由此引發的抄襲、造假“就像潛規則一樣無處不在”，而多數人對此已經麻木。 

業內人士認為，教育部的通知非常及時，但效果如何尚待時間檢驗。值得注意的一個問題是，除了要建立對學術不端的懲治機制外，預防機制同樣重要。 

凌亂堆放的被褥，隨處懸掛的衣物，彌漫在空氣中的一種奇怪的味道……推開北京某高校一間研究生宿舍的門，記者看到一個絕對真實的男生宿舍。 

如果將這里稱之為“學術重鎮”，也許很多人會啞然失笑，但事實是，住在這里的幾位研究生在一年多的時間里馬不停蹄地寫出了十來本關于某一研究領域的著作及教材———搭建起了某一分支學科的理論框架，而這些書的作者無一例外地掛上了他們導師的名字。 

對于上述重大“理論建樹”，此系列學術著作的幕后作者之一、研究生王惲說：“我們的研究領域是一門新興學科、交叉學科，所以容易出成果。” 

有人感嘆，學術不端“就像演藝界的潛規則一樣無處不在”；一項調查顯示，超過50%的人同情和原諒學術造假 

王惲和他的室友們所寫的書的學術質量究竟如何呢？ 

和王惲同校的一位研究生為了幫自己導師寫一本相關領域的書，曾研讀過王惲系列作品中的一部。他告訴記者：“那天晚上我越翻越覺得似曾相識，立刻跑到圖書館查閱，結果發現，和其他兩位學者的書有不少雷同之處，好幾個地方整整半頁都是完全一樣的，既沒有引號也沒有注釋。” 

這位研究生給記者下了一個結論，“至少有三分之一是抄的”。 

在調查中記者發現，對于研究生、博士生來說，替老師寫書稿是再平常不過的事。導師接到一個課題后，往往會先列出一份提綱，劃分好章節，而后分配到所帶的學生手中，并規定交稿時間。 

“我們寫的書大都是國家或上級主管部門的課題或項目，有經費支撐的，因為導師名氣大才能拿到這些項目。”王惲說，對于學生來說，替導師寫書是一件不錯的“活兒”：首先，能夠得到一定的報酬，具體數目視“項目經費以及導師人品而定”；其次，自己能夠獲得學術成果，有時導師會把學生的名字加在自己名字后面，有時導師會在前言中注明某一章節是由誰來執筆的，最差的也能在后記中寫上，“感謝自己的學生某某為此書作出了貢獻”。 

北京師范大學在讀博士生張紅偉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學生參與課題進行鍛煉是應該的，也是必須的，但它和學術腐敗不應該有直接的關系，更不應該成為學術不端行為的借口。 

然而，現實情況卻不容樂觀。 

趙戈是一名新聞學碩士，他向記者感嘆，學術不端“就像演藝界的潛規則一樣無處不在”。 

中國科技發展戰略研究院趙延東博士曾受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之托，主持過一項有關博士畢業生學習和就業情況的大型實證研究。“從調查結果看，目前學術不端行為的社會影響已呈蔓延之勢，受訪的接近兩千名博士畢業生中，一半以上的人表示聽說過自己周圍的老師或同學有過抄襲、造假等學術不端行為。”趙延東告訴記者，“雖然這一比例并不代表學術不端行為發生的實際比例，但卻說明，學術不端行為可能造成的社會影響是非常大的。” 

在趙延東的調查中，還有一個比較有意思的發現，那就是，“39%的博士生認為學術不端‘值得同情’，23%的人表示‘可以原諒’”。 

“博士生對周圍學術不端行為的感知和認識是影響他們對學術不端態度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博士生越是感覺周邊環境中學術不端行為比較普遍，就越可能對學術不端行為持同情和原諒的態度。”趙延東對記者說，“這一結果有力地說明，學術不端行為不僅會敗壞學術風氣，還會對新一代研究者產生一種極惡劣的‘示范’效應。那些在充斥著這種不良風氣的環境里成長起來的學子們，很容易受到學術不端行為的引導，形成錯誤的價值觀念。即使那些已經掌握學術規范、形成正確科學價值觀念的人，也很容易被‘拉下水’，逐步認同學術不端行為。” 

王惲的話似乎印證了趙延東的分析。他說，“這不能算抄，我也付出了勞動，在網上找了很多資料”，更何況，“很多書都是這么寫的”。 

在采訪中，也有研究生向記者表達了對于學術不端的痛恨。 

“無論如何，學術造假都是不能原諒的。學術研究允許失敗，但絕不能造假，因為這是一個研究者的底線。”張紅偉說。 

現行評價機制導致許多學術研究陷入了“閉循環”，為著作而著作，為論文而論文，直至為了名利而造假 

“學術不端長期處于風口浪尖，屢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高校以行政手段配置學術資源評價學術研究，學術不能獨立，自然也難以潔身自好。”21世紀教育發展研究院副院長、上海交通大學教授熊丙奇在接受記者電話采訪時說。 

熊丙奇告訴記者，高校在評價教授的學術成果時，往往片面地追求一些外部指標，比如發表論文的數量，參與課題的數量等等。在這種情況下，許多老師都將主要精力放在了拉課題接項目炮制論文上，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獲得更多的“學術資源”和更高的“學術地位”，而真正應該被重視的學術研究質量則被扔在一邊。這使得許多學術研究陷入了“閉循環”的路徑之中。熊丙奇給記者列舉了三種情況： 

一是“基金、著作、基金”的閉循環。研究者申請基金，利用基金買書號，出版‘著作’，再以‘著作’去申請新基金。這種著作一般只有兩人看———編輯和作者。 

二是“課題、論文、課題”的閉循環。學者申請課題，然后炮制各種論文、報告，緊接著公關在各類期刊發表，用論文去結題，再以論文去申請新課題。對于越來越多的論文，學界自身的評論是，90%以上是垃圾。 

三是“成果、獲獎、成果”的閉循環。在以上兩個閉循環中，還嵌入另一個環節，研究者(或機構)醞釀把論文、著作等匯聚成成果，申報各種政府獎項，以獎勵提高自己的地位和聲譽，再以獎勵去獲得新的“成果”，獲得新的獎勵。 

這樣的學術活動路線圖，足以令人“名利雙收”。然而，在世界第一論文發表數、每年幾百項科技大獎的繁榮表象下，學術的真實生態卻趨向荒涼。“教師疲于應付考評、追逐名利，學術生命日益萎靡甚至被迫造假，從這個意義上講，老師也是受害者。”熊丙奇說。 

趙延東的調查還顯示，越是有過實際工作經驗和科研經驗的博士生，越可能對不端行為持同情和原諒的態度。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呢？ 

趙延東對此的分析是，“正是因為那些參加過科研活動的博士畢業生在實際的科研活動中，切身體會到了現行制度的各種不合理之處，才會對那些出現學術不端行為的研究者表示出更多的同情和理解，覺得他們的行為也是可以原諒的”。 

此外，趙延東的調查還表明，學校組織的科研道德課程教育對博士生有較明顯的影響。但是，“令人擔心的是，博士生獲取科研道德知識的最主要途徑是‘導師的言傳身教’(66%)和‘自己看材料’(51%)等非制度化途徑，從學校組織課程中獲得相關知識的比重只有21%左右。” 

“博士生是未來科研力量的主力軍，如果他們對科研道德和學術規范的知識都只是一知半解，甚至一無所知，我們怎么能夠希望他們會在未來的科研工作中嚴格遵守規范，自覺地杜絕學術不端行為呢？”趙延東說。 

學術不端處理調查必須公正、公開，擺脫各種利益因素的左右；懲治之外，更應建立學術不端的預防機制 

在近期接二連三地爆出學術造假事件之后，教育部發出通知，要“嚴肅處理高校學術不端行為”。 

接受記者采訪的相關人士一致認為，這是教育部首次下發通知劍指學術不端，意義不可謂不重大，但效果究竟如何尚需時間檢驗。 

熊丙奇認為，要真正做到對學術不端“零容忍”，必須回歸學術常識。 

在熊丙奇看來，學術常識之一是，學術論文的共同署名者必須共同承擔責任，所謂“共同署名責任原則”。“在一些論文造假事件中，校方和院士均稱對論文署名‘不知情’，實質上背離了這一基本學術常識。” 

學術常識之二是，學術論文的評價不能看數量而要看論文本身的學術貢獻，所謂“質量評價原則”。重視發表論文的數量、期刊檔次，卻不關注論文的質量、學術貢獻，這是我國高校、科研機構普遍采取的數量指標評價體系。 

學術常識之三是，學術不端處理調查必須公正、公開，所謂“獨立調查原則”。“在‘獨立調查原則’中，才有可能擺脫各種利益因素對調查結果的左右，也才能真正嚴肅處理學術不端事件。”熊丙奇說。 

“教育部的通知非常及時，但懲治屬于事后追究責任，建立學術不端的預防機制同樣重要。”趙延東認為。 

有意思的是，很多在校碩博研究生認為，長期以來存在的學術不端行為之所以在近年大范圍曝光，與網絡通訊手段的崛起密不可分。趙戈說：“很多學術不端行為都是在網上匿名舉報后被揭開的。如果在現實中寫信舉報，可能根本沒人理。所以，真正有效的學術不端預防機制呼喚更進一步的信息公開。” 

在碩士研究生階段學習時，趙戈曾經滿懷學術理想，但真實的學術狀況卻令他感到失望，因此他放棄了繼續攻讀博士。他的語氣中帶著些許沉痛：“如果作為知識之源創新之本的大學尚且造假，那我們該靠什么創新？”（來源：法制日報   杜曉）
 

  【責任編輯： 付基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