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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李海楠

為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策部署，各級財政積極調整和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切實把脫貧攻堅作為優先保障重點，加大扶貧資金投入。近日，財政部網站發布的消息顯示，經初步統計，2017年中央和地方財政專項扶貧資金規模超過1400億元。其中，中央財政安排補助地方專項扶貧資金860．95億元，比上年增加200億元，增長30．3％；有扶貧任務的28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省級財政專項扶貧資金規模達到540億元左右。

至此，超過1400億元的扶貧資金聚焦了各界關注我國扶貧脫貧事業人士的目光，由此也再度讓輿論重新鎖定日漸臨近的“十三五”脫貧攻堅目標上來。貧困問題歷來備受關注，而如何實現脫貧目標不僅事關五千余萬貧困人口，更決定著全面小康能否實現。必須說明的是，圍繞脫貧部署的產業發展、轉移就業、教育、健康等一系列扶貧重點任務，以及相關脫貧工程和政策支持體系均離不開資金的支持，而資金扶持的重擔則更多落在了各級財政之上。

資金保障是脫貧攻堅的前提

眾所周知，2020年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最終時限。全面小康的實現需要經濟社會各個領域的均衡發展。然而，貧困問題當前正成為我國社會發展的致命短板，因此，必須堅定不移地推動脫貧目標的達成，方可讓全面小康的實現彰顯出本質意義。近年來，扶貧脫貧領域從未間斷的政策部署就是在不斷地對外加深這樣的認識。

從2011年發布的《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指明進一步加快貧困地區發展，促進共同富裕，實現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奮斗目標；到2015年11月發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對2020年實現脫貧明確總體目標；再到2016年10月發布的《脫貧攻堅責任制實施辦法》，為我國打贏脫貧攻堅戰明確自上而下的工作機制，并構建了一套各司其職的責任認定體系；最后2016年底國務院印發《“十三五”脫貧攻堅規劃》，明確了最終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時間表和路線圖。我國脫貧政策體系堪稱一脈相承。

然而，無論是扶貧任務的部署還是實現各個脫貧目標，都離不開真金白銀的資金投入。尤其是《“十三五”脫貧攻堅規劃》明確了到2020年，貧困地區基本公共服務主要領域指標接近全國平均水平，這就意味著，政府作為公共服務的提供主體，勢必需要拿出更多財政資金投向貧困地區，以確保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的住房、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指標都得到全面提升。其中，教育、醫療等指標的提升正是近年來我國相關具體政策不斷深耕的領域。

“這樣的目標并不單單意味著讓全部貧困人口在經濟上脫離貧困，還有在教育、醫療、住房等方面都實現與廣大人民群眾的全面對接，徹底消除貧困。”中國人民大學發展中國家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彭剛在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采訪時認為，公共服務的提升對貧困地區而言至關重要，而打贏脫貧攻堅戰，確保到2020年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更是促進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實現均衡發展的本質體現。

在彭剛看來，實現上述目標必須確保扶貧資金的到位，而對于脫貧攻堅而言，資金保障更是必須確保的前提。以健康扶貧為例，彭剛指出，《“十三五”脫貧攻堅規劃》提出，要改善貧困地區醫療衛生機構條件，提升服務能力，讓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實現均等化，因病致貧返貧問題得到有效解決。

“在農村地區尤其是貧困地區，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現象十分普遍。這一點也早已引起了國家層面的關注。”彭剛認為，在健康扶貧領域，需要在經費保障上予以一定的傾斜，一方面解決貧困地區醫療資源覆蓋所需的必要經費，另一方面對于貧困地區人口就醫所需費用通過諸如先行墊付、提高報銷比例等措施給予一定的補貼。他認為，對于解決貧困問題，在資金救助等措施必須到位的同時，實現落后地區的自主發展才是治本之策。

用好扶貧資金須建立良性機制

根據財政部統計，我國目前用歐扶貧任務的省（區、市）達到28個，其中，2017年省級財政專項扶貧資金規模達到約540億元。資金總量方面，貴州、云南、廣東、河北、內蒙古、四川、廣西等省份均超過30億元，江西、甘肅、山東等省份也超過20億元。年度增幅方面，內蒙古、河北、浙江、廣西、江西、甘肅、西藏等省份增長超過50％，云南、黑龍江、安徽、四川等省份增長超過34％，高過中央財政專項扶貧資金增幅。

在專家看來，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的共同發力才能最終讓脫貧目標分解到具體的貧困地區，從而按部就班地將貧困現象徹底消除。“貧困問題是發展問題，既有經濟層面必須加以保障的內容，也有具體領域應該承擔的內容。”彭剛認為，對于地方實施脫貧、減貧工作而言，可以說目前已逐步形成了一套自上而下、責任明晰的工作機制和責任體系。他說：“2020年實現脫貧目標意義重大，事關全面小康的實現，因此，重申并切實貫徹好脫貧攻堅目標確實必要。”

然而，脫貧攻堅并非易事，我國想要實現這樣的宏偉目標注定困難重重。尤其是正處在轉型調整的經濟新常態背景下，在扶貧工作已經取得階段性成績的基礎上，尚未實現脫貧的任務領域注定都是難啃的“硬骨頭”。

對于資金的高效使用，彭剛認為，對我國而言，在已經明確行之有效的工作機制基礎上，必須確保高效率地實施和執行任務部署，避免出現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尤其是要找到符合當前背景下推進扶貧工作實施的工作方法。”彭剛說，“這一點對于應對脫貧目標任務的緊迫性而言非常重要。畢竟，從現在到2020年目標實現的節點看，留給目標實現的時間并不多。”

除了資金的投入與科學使用，在彭剛看來，要打好脫貧攻堅戰、徹底消除貧困，根本上還是要促進農業人口轉移和加強人力資本投資。他說，解決貧困問題是需要較大投入的，這些投入包括財物、人力、技術、管理、時間等。因此，在有關政策設計和工作安排上，必須確保國家和社會有限的資源用好、提高效率和提升效果，努力形成良好穩定的發展、扶貧和脫貧的良性機制。

在彭剛看來，我國提出的2020年脫貧的總體目標早于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提出的在2030年全球要消除絕對貧困的目標。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不僅是對國內人民的莊嚴承諾，更是對世界人民踐行大國責任。因此，接下來的時間里，要在確保資金充足前提的同時，貫徹實施良心工作機制，按部就班地確保目標達成。這對于國內外均衡發展而言，堪稱意義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