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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于堯陵之所在，千百年來不乏爭議，史料記載竟有十處之多，涉及山東、山西、河南三省10個縣市。.清史記載，在乾隆年間還發(fā)生過一起影響不小的“堯陵案”呢。

　　話說戰(zhàn)國時秦相呂不韋的門客編撰過一部《呂氏春秋》，內(nèi)載“堯葬谷林”(清為山東濮州，今為菏澤市鄄城縣)，而西漢時司馬遷的《史記》卻“不書其地”。乾隆元年，山東巡撫岳濬上奏朝廷后，將帝堯的祭祀地由山東東平(即今東平縣)改為濮州。到了四十一年，大理寺卿尹嘉銓上奏說堯陵應當在平陽(今山西臨汾市)，乾隆讓部屬討論后駁回去了。乾隆四十五年，內(nèi)閣學士、直上書房錢載奉旨祭告陜西、四川岳瀆及歷代帝王陵歸來后，奏考堯陵應在平陽，不應在濮州。此論一出，又引起軒然大波。“經(jīng)大學士、九卿議駁”后，錢載依舊堅持上奏，他在《再陳堯陵摺》中言：“切臣遵旨次第查考堯陵，考得平陽之堯陵屬實，濮州之堯陵屬虛。……然即此一事之議，禮教攸關。臣敬謹再奏。”但錢載的奏折遭到乾隆的嚴斥：“既陳之奏牘，并經(jīng)廷臣集議，即不當再執(zhí)成見。”批評錢載對呂不韋大不敬，“乃欲在數(shù)千年后虛揣翻駁，有是理乎?”這樁公案以錢載被乾隆“命傳旨申飭”而告終。

　　堯陵究竟在哪里?正如乾隆所說“其事只是考古”，那么錢載所奏何以惹得“龍顏大怒”呢?后人分析得有道理：其一，君主神圣，任何人不可觸犯。如前述，從乾隆元年開始，皇家就在濮州祭堯了，如果依錢載所言，那就等于說乾隆以前所祭的堯陵是錯的了，這如何得了?所以錢載此說被斥難免。其二，乾隆患有政治敏感癥。他從維護大清王朝的統(tǒng)治出發(fā)，對于因此可能引發(fā)的危機作了過度考慮：“若遇朝廷政治，亦如此嘵嘵不已，朕必重治其罪。即如明季諸臣，每因遇事紛呶，盈庭聚訟，假公濟私，始則各成門戶，繼且分樹黨援，以致無益于國政，而國事日非，不可不引為炯戒!”

　　在封建時代，祭祀意義重大，正如《左傳》所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祭祀不僅是一種以祖先認同為基礎的宗教活動，更重要的是為了顯示皇權的正統(tǒng)地位和傳承關系。從祭祀的歷史來看，先秦時期祭祀三皇五帝，對象較為寬泛;到了漢代，因劉漢為堯的后人，漢高祖置祠祀官專祭帝堯。此后歷朝歷代，盡管祭祀地點不同，一在山西，一在山東，但均把祭堯作為國家正祀。平陽作為國家祭堯地始于北魏時期，至隋、唐、宋、元，祭祀儀式已較為固定。明清時期國祭帝堯地雖改為濮州，但在平陽官方和民間的祭堯活動仍未停歇(見張晨霞《帝堯傳說與地域文化》)。

　　正因為祭祀和戰(zhàn)爭同等重要，所以“堯陵究竟在哪里”的問題就成為“國之大事”。毋庸諱言，不知什么原因，歷代典籍中多認為堯陵在山東濟陰成陽(今菏澤市牡丹區(qū))或濮州谷林，但另一方面，支持堯陵在平陽的觀點也屢有出現(xiàn)。如唐皇甫鑒《城冢記》載：堯陵在平陽，即今山西臨汾城東七十里，“俗謂神林，又曰神臨”。原存于臨汾堯陵的金泰和二年碑也記載著“唐太宗征遼，曾駐蹕于此，因謁堯陵，遂塑己像”。至于明清地方志和文人學者的論述中，更是力證本地堯陵的合法性地位。山西省最早的《山西通志》(明成化七年即1471年)記載，“陶唐氏陵，在平陽府城東七十里，俗謂之神林，又謂之神臨”。明李瓚《重修帝堯陵寢碑記》云：“史稱舜都蒲坂，因巡狩而崩于蒼梧;禹都安邑，亦因巡狩而崩于會稽。而堯之崩殂，世傳在于別郡，是感于舜禹巡狩之故也。愚按經(jīng)不載堯之巡狩，史不言堯之行幸，孟子曰堯老而舜攝也，堯崩于平陽又奚疑焉?世謂崩于別郡者，非也。”就連明末清初寓居臨汾曲沃的大思想家、大學問家顧炎武也審慎表示：“按志所論，似為近理;但自漢以來，皆云堯葬濟陰成陽，未敢以往人之言為信。”(《日知錄》卷二十二)清代張榜花更是題詩批駁“東平說”：“千巖萬壑赴澇陽，福地無如帝故鄉(xiāng)。舜陟蒼梧陵在晉，東平遺跡太荒唐。”(見堯陵正殿東墻石刻)前文所述清乾隆時的“堯陵案”，更有尹嘉銓、錢載等人不畏強權，屢次三番地把堯陵之爭搬到朝堂之上。作為堯鄉(xiāng)兒女，我們真的為這些仁人志士尊重歷史、堅持真理的精神而嘆服!

　　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黨和政府高度重視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各級領導都把發(fā)展文化旅游業(yè)提到了重要日程。在臨汾，經(jīng)過近四十年的考古發(fā)掘，陶寺遺址已被證實為堯舜時期的堯都所在地，作為堯文化的重要載體，堯陵也迎來了重現(xiàn)輝煌的時代。2006年6月臨汾市人大常委會作出了修復堯陵的決定，社會各界共襄盛舉，僅用一年時間就完成了陵區(qū)核心工程的建設，古老的陵祠舊貌換新顏。接著，市區(qū)兩級又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修建了巍峨壯麗的祭祀大殿。目前，內(nèi)部布展陳列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與此同時，市里先后舉辦了三次高規(guī)格的堯文化研討會，《堯頌》劇目唱響京華，堯文化期刊、網(wǎng)站影響深廣。臨汾，作為全國堯文化研究中心的地位愈益凸顯。

　　也許有人會發(fā)問：如此說來，“堯陵平陽”就成了鐵板釘釘?shù)氖铝?堯陵之爭也該結(jié)束了吧?回答是否定的。君不見，有關媒體報道：2014年4月18日上午，中華帝堯陵風景區(qū)奠基儀式在菏澤市牡丹區(qū)胡集鎮(zhèn)舉行;2015年11月10日，帝堯歷史文化研討會在菏澤市鄄城縣召開，專家組認為堯陵就在鄄城谷林;2016年1月，國內(nèi)最大帝堯陵旅游文化圣地菏澤鄄城開建;2016年4月22日，堯舜故里成陽第一屆帝堯、帝舜祭祀典禮在菏澤市牡丹區(qū)胡集鎮(zhèn)堯王寺村舉行。鄄城縣屬古濮州，牡丹區(qū)屬古濟陰，現(xiàn)今不僅同在山東省，而且都屬菏澤市管轄。一個市里幾乎同時修建兩個堯陵景區(qū)，不知市上領導作何考慮。這，還在其次。而真正的堯陵所在地的臨汾市怎么行動才是最重要的。我想，帝堯是中華民族的文明始祖，堯文化是中國的根祖文化，真正的堯陵又在臨汾，我們就應當把祭祀帝堯恢復到國家級正祀的地位。這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我們這樣做，對上符合黨和國家的政策要求，對下順應廣大堯舜子孫的殷切期盼，何樂而不為呢?(作者系市三晉文化研究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