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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建議》，通篇彰顯著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與方法論。我們要深入學習領會五中全會《建議》中當前與長遠、民族與世界、國內與國際、頂層設計與基層治理等范疇的辯證關系，深刻認識五中全會對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系統謀劃、戰略部署，深刻理解以科學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意義。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建議》，通篇貫穿著唯物辯證法戰略思維、辯證思維、系統思維和底線思維等科學的思想方法，體現出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唯物史觀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的頂層設計與指導社會實踐的科學運用。學習領會五中全會精神，不僅要學習《建議》提出的遠景目標和戰略部署，更要學習其中蘊含的科學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準確把握變與不變的內涵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建議》中“不變”的邏輯中心是一以貫之地堅持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馬克思說：“人只有為同時代人的完美、為他們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達到完美。”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就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蘊含著初心使命的《建議》，是黨在新時代治國理政的新藍圖，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對現實世界的批判和超越，是中華民族對改造世界的勇氣和擔當，是中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與追求，這是現實性和理想性的辯證統一。
《建議》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貫徹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精神內涵和理論要義。“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必須遵循的原則是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新發展理念、堅持深化改革開放、堅持系統觀念，體現出中國共產黨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對科學社會主義思想內涵在建設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中規律性的探索，彰顯出當代馬克思主義理論蓬勃生機和鮮明的實踐品格。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建議》中“變”的思想，就是通過改革創新，解決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方面不協調的問題，破除制約發展的瓶頸和運用好創新發展的核心要素。總體上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建議》就是這個新歷史起點的新藍圖，把握“一個背景、三個點、四個對立統一的概念”，有利于深化對《建議》中闡述的“變”的核心要素的認識。其中，一個背景就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與世界百年未有之變局，這是我們謀劃工作的基本出發點。“三個點”分別是交匯點、轉向點、轉化點。交匯點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要從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邁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轉向點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已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發展的要求和衡量的標準更高了;轉化點是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主要矛盾的變化帶來社會發展的新特征和新要求。“四個對立統一的概念”是當前與長遠、民族與世界、國內與國際、頂層設計與基層治理的整體認識。
深刻理解四個對立統一關系
從當前與長遠的辯證關系來看，立足當前就是要立足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國情與最大實際，精準到位、扎實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著眼長遠就是要精心謀劃、開好新局，著眼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立足當前、著眼長遠，必須做好“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有機銜接。《建議》特別強調，全黨全國各族人民要再接再厲、一鼓作氣，確保如期打贏脫貧攻堅戰，確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為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奠定堅實基礎。物質生活內容和經濟活動方式，都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精神生活實質和表現方式，也是基于物質生活條件的主觀反映。經過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40多年的持續建設和發展，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突破1萬美元，正向著高收入國家邁進。這反映在人們的精神思想上，體現出中華民族整體的自立自強的民族精神，是中國人民在新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的民族自覺。
從民族與世界的辯證關系來看，民族與世界是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世界是各民族共同的世界、民族是世界之中的民族，世界已經成為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只有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范疇下，才能正確地梳理世界和民族的關系，譜寫豐富的、鮮活的、真實的人類共同發展史。就其現實性而言，我們既堅持差異性存在，又遵循融通性交流;既尊重世界各民族的歷史特點，又開展廣泛的國際合作，努力維護世界的和平環境，積極促進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共同推動人類文明發展進步。這種民族與世界的辯證統一，雙向發展，貫徹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精神實質與辯證法。
從國內與國際的辯證關系來看，堅持立足國內和全球視野相統籌的實踐關照，體現出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價值立場和思維法則。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既涉及國內也涉及國際，既包括供給側也包括需求側，是相互交融、相互促進辯證統一的關系。《建議》指出，從戰略抉擇的支撐看，我國有14億人口，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超過1萬美元，有4億多中等收入群體，這是全球最有潛力的超大規模消費市場;同時我國正處于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快速發展階段，投資需求潛力巨大，是立足國內循環的基本客觀前提。發展是開放的發展，開放是發展著的開放，處理好開放和自主的關系，有利于更好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中央根據國內國際形勢發展的新變化，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重構的新趨勢和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新挑戰，作出的重大科學判斷和重要戰略選擇，為我國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提供了科學判斷，為在危機中育先機，于變局中開新局指明了方向，是今后一個時期做好國內經濟社會發展工作的重要遵循原則。
從頂層設計與基層治理的辯證關系來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具有強大生命力和巨大優越性，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保證。進入新發展階段，順利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就要與時俱進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到2035年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推動各方面制度更加定型、國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在編制、實施“十四五”規劃時，要正確把握“頂層設計”和“基層治理”的關系，一方面在黨中央統一領導下，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發展與安全、戰略與戰術等關系，更好地發揮我國制度優勢，有效防范和應對可能影響現代化進程的系統性風險，著力提升設計規劃的科學性和有效性，制定出一個高瞻遠矚、務實管用的規劃。另一方面，根據黨中央確定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將治理向基層延伸，強化基層治理模式的探索，將基層治理能力轉化成治理優勢，將國家制度優勢轉變成實踐優勢，最大程度地匯集更多資源，提高治理的效能、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推進各項目標任務落實，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堅強有力的保障。
統籌處理好繼承與創新的辯證關系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建議》中所體現的如上四個對立統一關系，其實質是我們黨一貫堅持的繼承與創新的辯證思想在新時代的具體表現，繼承是創新的基礎，創新是繼承的發展。馬克思主義闡明了社會發展中客觀規律與主體能動性之間的辯證關系。一般來說，社會實踐的新變革、新趨向、新建構與新發展，會構成民族、國家乃至世界多主體、多元素、多關系的交互構成和群體實踐，影響和改變著世界的發展結構。時代在發展，標準在提升，在新時代牢牢把握好繼承與發展、改革與創新的辯證關系，把理論深化與推進改革創新的發展結合起來，基于推動社會創新發展核心要素的分析，剔除被實踐證明了的需要淘汰的因素，破除阻礙發展的瓶頸，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制度創新、文化創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創新，建立更為合理的、適合生產力發展要求的體制機制，不斷提高社會發展的活性要素和科學化水平。
縱而觀之，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的《建議》作為新時代的新藍圖，為編制“十四五”規劃《綱要》指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原則和基本思想。對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進行辯證法釋讀，客觀地、全面地、系統地學習《建議》的豐富內容及精神實質，科學認識未來一個時期國內外發展趨勢和我國的發展條件，把握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進行系統謀劃和戰略部署，從“變與不變”的唯物辯證法高度把握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要求和實踐方略，對于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 (作者分別為山西大學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所長;山西大學機關黨委副書記)
責任編輯： 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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